本报在2004年的“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报道中就曾说:“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

邓的个人风格是战略家式的，他认为不必思虑过详，常常鼓励部属去尝试并总结经验。

邓认为经济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心。中国传统统治思想是《左传》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直到鸦片战争百多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思路仍不乏信奉者。邓则认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们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他也清楚中国经济的现状，因此急迫却不冒进。

邓有视野和好奇心，而且坦率。当“四人帮”鼓吹万吨级的“风庆轮”时，他嗤之以鼻，因为当年他留学法国之时就已经乘坐了五万吨级的邮轮。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表示不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讳疾忌医:“自己长得丑，就不要像个美人一样。”访问新加坡时，他去翻译的房间查看，只为了看看新加坡的普通的带有卫生间的房间；访问美国时，他执意参观华尔街，尽管周末的华尔街几乎空无一人。他自称“不懂经济”，但是并不害怕中国出现金融市场。

改革的自身逻辑不停地演化着。市场力量的增长促使贷款需求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变成中央决策单位，商业银行则贷款给工商企业。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言论也同时出现，但邓否定了这一点。他支持上海、深圳搞股市试点:“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1989年11月，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

■他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 部 不要 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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