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司徒雷登得病后多亏了傅泾波一家的照顾。傅泾波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满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学求学，其间为司徒雷登的办学精神所打动，立志终身追随其左右，后来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谢世，独子杰克返回美国，傅泾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边唯一的亲人，1949年司徒雷登回国后，傅泾波一家也随同赴美。司徒雷登中风后，傅泾波像对父亲一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一段时间后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能到院子里散步。司徒雷登喜欢吃北京味的中餐，为此傅泾波的妻子刘卓汉专门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模像样的北京式中餐给老人改换口味，刘女士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他总是满意地对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的朋友很多，来往信件也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谈心，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多年以后，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忆起这段往事时动情地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 (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
在一般人眼里，司徒雷登多年担任大学校长和驻华大使，应该过着比较体面的上流生活，其实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办教育，根本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困难。后来傅泾波给他出主意，不要辞去驻华大使一职。这样做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中美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工资。但几年后，屈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只靠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提供的600多美元维持生活。1954年，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在中国50年》，主要内容源于他的日记，但由于印数不多没有再版，稿费非常微薄。对于傅泾波的悉心照料和帮助，司徒雷登极为感激，他在书中感慨地说:“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他将全部书籍和文件赠与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将其遗骨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回到他早逝的夫人爱琳女士身边。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司徒雷登的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2008年11月17日，在中美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这位美国老人“重回”西子湖畔，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刻着这样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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