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沈安娜求见朱家骅。她说:“我千辛万苦赶来武汉，请主席栽培，安排个工作，好为党国效劳。”朱家骅很高兴，说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接着问她是不是国民党员，因为机要速记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员。沈安娜随机应变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加入，现在加入可以吗？”

朱家骅马上交待给沈安娜办“特别入党”，就是由3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入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编号前有个“特”字，这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沈安娜和华明之跟着“国民参政会”的包船前往重庆。机要处得知沈安娜是朱家骅亲自安排进来的老部下，对她十分信任，她一报到就被派去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员。

宋美龄的新部下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持人是蒋介石，沈安娜端坐在速记席上。这是沈安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从沈安娜前面走过，她看也没看一眼。“我只要做好记录工作，获得情报就行了，对于蒋介石，我没必要接近。”

此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全会都由沈安娜担任速记。她同时还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讲话的速记工作。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一直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是中共情报员。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6000多人壮烈牺牲。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将领放声大笑，一旁速记的沈安娜“想哭却不能哭，强装镇定，牙齿把下唇咬破了。”

1942年，中共南方局派来领导沈安娜、华明之的徐仲航被捕，他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沈安娜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之中最艰苦的时期，我呆在10平米的房子里，每天都在等人来取情报。更让我悲恸的是，我搜集到的情报，因没人来取，不得不又亲手销毁。”

1943年5月，沈安娜暂兼“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速记工作，常为宋美龄的讲话做速记。每次给宋美龄速记前，她都会找出自己最好的旗袍穿上，因为“宋美龄实在是气质出众，只有这样去见她才显得比较得体”。每次速记完，沈安娜都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工整抄录，由华明之装订成册，封面上还加上漂亮的美术字标题，宋美龄看了非常满意。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我党最需要的预警性战略部署情报，都被沈安娜用速记符号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并连夜翻译整理，半夜由华明之交给上级吴克坚，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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