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条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寻求新的空间。人们对偶像的选择，也在努力让“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走向多元化。

这一时期，“伤痕文学”作家、朦胧诗人、港台明星、摇滚歌手、体坛名将、第五代导演、“星星画派”的画家……各个领域的先行者，都有机会网罗一大批“粉丝”。

不得不提的是，一个几十年来只能崇拜一个人、一种思想的社会，并不是一下子就接纳了这么多看上去光怪陆离的偶像和粉丝。一本名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曾煞有介事地告诫人们“不要受资产阶级音乐的毒害”；一场朦胧诗朗诵会，曾担心被警察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封杀；一个留着“摇滚发型”的青年，有被拉住当街剃头的危险。

这些现在回头打量显得很可笑的举动，是一个旧时代行将谢幕的注脚。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来，人们对偶像的崇拜少了更多意识形态的束缚。随着社会宽容度的不断扩展，朋克、重金属、愤怒青年之类对主流价值观持批判态度的“小众文化”，也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王小波，一个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作家，在他死后暴得大名，他的众多“粉丝”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周星驰以解构正统、调侃权威的游戏姿态，成为大学校园内最炙手可热的“叛逆偶像”。

世纪之交的喧哗过后，一个人不仅可以想“粉”谁就“粉”谁，而且一不小心可能会成为被“粉”的对象。李宇春，一个长相、歌喉都不能算出色的女孩，拥有那些“天王巨星”都无法企及的庞大“粉丝团”；郭敬明，一个被指剽窃的少年作家，在许多同龄人眼中堪称“文学巨擘”；于丹，一个把《论语》烹成一碗“心灵鸡汤”的“学术超女”，造就了出版市场上的神话。

今年，两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也有了自己的粉丝团，名为“什锦八宝饭”。相比于三十年前人们对领袖的顶礼膜拜，“什锦八宝饭”们用颠覆性的“无厘头”语言，称胡锦涛为“涛哥”，称温家宝为“宝宝”，令国外媒体大跌眼镜。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这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它的意义在于将中国最高领导人与百姓的距离拉近了。”

就像一滴水可以折射出七彩的光，三十年的粉丝“进化论”，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人们对偶像的选择，对推崇偶像的方式的选择，如同奥运开幕式上的一幅幅卷轴，展开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图景。

11月15日晚，第六届东南劲爆音乐榜在福建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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