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下班,去接上学的孩子回家。只要他在台湾,这个作息制度雷打不动。在家陪孩子的时候,他拒绝一切打搅。
那么他商旅在外的时候,怎么办呢?蒋友柏告诉记者,他出差在外的时候,都会和家里人约好,他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打电话回家,和孩子聊天。
果然,当采访进行到五点半时,蒋友柏看了看表,抱歉地告诉记者,“对不起,五点半的时候我必须打个电话,我要和小孩聊天。然后我们再继续?”
“弟弟(注:蒋友柏对儿子的昵称),我也很想你啊。我明天就回来,明天你下课我就来接你,好不好?”他在电话里哄着儿子,语气和脸部线条同时软了下来,和先前的严肃形象判若两人。
在蒋孝勇去世十周年后,蒋友柏在自传《悬崖边的贵族》中这样感慨:“就像我父亲帮我塑造回忆,我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帮我太太、小孩塑造回忆。”
蒋经国晚年,蒋孝勇领着家人,随侍在父母身旁(图前排左起为:蒋经国夫妇、蒋友常,后排左起为蒋孝勇、蒋友柏、蒋方智怡)
他的眉宇之间依稀有中国现代史上那位风云人物的痕迹。作为蒋家第四代中最受媒体关注的人物,他恪遵父训不碰政治,把自己定位为商人。今年5月,在台湾设计界打拼多年的他,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设计公司。9月中旬,他在上海接受了本报专访。这是他在内地第一次面对媒体采访。“蒋这个姓它给我很多关怀,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割它,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去利用它。”
与政治打下休止符的下一代
1976 年,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年,他最疼爱的孙子蒋孝勇做了爸爸。蒋孝勇给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蒋友柏。自有记忆起,蒋友柏就懵懂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很特殊,“你周边看的东西和其他普通家庭的小孩不一样,小时候走在街上时后面一定跟着个人。”
身在“呼风唤雨”的蒋家,蒋友柏并不开心,“觉得做蒋家人很麻烦”,“受的是军事化的教育,家里有很多的规矩”。他过的是被严密保护的生活。上学有人跟着提书包,坐在教室后面等;回到家,吃完饭说句“大家慢用”就可以离开,因为有人帮佣收拾。
在大人们的对话和态度中,他也隐约地知道了他无缘谋面的曾祖父,“那时很小,一定很不懂事,所以并不会去挖掘或者发现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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