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叶剑英知道，把他紧急从长沙赶往湘潭，是因为毛泽东要来长沙住蓉园，他很伤心地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即使“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也时常见面，而且临来之前，周恩来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也向他打过招呼。据对这次搬家知道底细的赵福和回忆说:“一天，华国锋突然告诉我，毛主席要来，要住九所六号。所以，要叶帅从长沙蓉园搬到湘潭宾馆去住。让我给叶帅说，叫他搬家，又不让说为什么要搬。而且要求很急，上午九点钟告诉我的，十二点就要离开长沙，中午赶到湘潭吃午饭。实际上，叶帅住的地方（蓉园一号）离九所还有一里多路，对毛主席根本没有影响。最后，还是马上搬了。实际上，毛主席到晚上七点才到长沙。”到了湘潭，并没有住什么高级的“湘潭宾馆”，而是军队的一个招待所，连个电话也没有。可见，与1963年首次接触叶剑英时的热情谦逊态度相比，华国锋的态度是变了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格局在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开始发生变化，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由合作打倒“刘邓走资派”转变为激烈的权力争夺。由于陈伯达抢先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引起一片混乱，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并警告了林彪。会后，叶剑英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负责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叶剑英终于结束了300多天的“流放”生涯。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华国锋也从长沙调来北京。华国锋当时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体察毛泽东的意图，时常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他淳朴、热情、细致、踏实的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最高领袖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毛泽东因此把他从长沙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类似副总理）。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叶剑英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了，但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亲自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老人家在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中隐含着他对“后事”的某种担忧。
二
险象环生的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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