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法从事”，其扈从大小官员及随往仆役，如有横行生事扰民者，一并从重治罪。还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明发现地方官私征，定行从重治罪。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康熙皇帝巡视也注意减少随从人员，轻装南下，巡视堤堰，沿途皆设营幄，不御屋庐。康熙皇帝说自己“便道至浙江观风问俗，简约仪从，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据此可知简约情形下他的巡视队伍规模。巡幸驻跸之处，他说也未有超过三日的，担心扈从人众，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扰。可见他注意节制，尽量少给百姓找麻烦。
尽管如此，地方官害怕接驾不周，同时也想借机敛钱，还是有扰害百姓之事的。康熙皇帝就曾说:各省不肖官员借口修理行宫，供备器物，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动用正项钱粮。说是捐俸偿还，并不偿补，及至亏空数多，复加倍私派科敛肥己，以致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种种弊端，不可胜指。巡幸免不了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
康熙皇帝认为:“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蠲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同时他为了减轻巡幸沿途百姓的负担，经常蠲免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如第二次南巡，将江南全省积年民欠一应地丁钱粮、屯粱芦课、米麦豆杂税二百二十余万概与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见淮扬一路既困潦灾，所过州县耕获、市场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第一、二次南巡时，认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实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粮，宽免积欠”。采取切实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也认识到，蠲免钱粮原为百姓小民，然而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获甚微，无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约计人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于是要求地主也要给佃户适当免收地租，调整主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上一页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