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饷的活动越来越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勋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记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北京城内一片鬼哭狼嚎之声音。当时的著名文人杨士聪亲眼看见，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受夹棍刑罚的每院有百人，这些人中，真正的有钱阶层只占十分之一二，大多数还是一些低级官员和小吏，还有一些商人，他们身受酷刑，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而当天过后，据说这几百人无一生还。(杨士聪《甲申核真录》)
用刘宗敏来完成追饷大任务，也充分体现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极为不明智，如果稍有头脑之人，对刘宗敏这样残暴而又难以驯服的家伙都会有所提防，如果换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会肯定会赏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却把这样一个油水极大、极易失控的工作交给了他，可能是出于哥们义气吧，他认为刘宗敏忠心耿耿，与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却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讲个人感情的，以李自成这样的品性，当个黑老大差不多，当政治家，差之甚远。
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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