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幸免于介入东北，但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泰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临时逃走吗？我是守上有责的封疆大吏，弃职潜逃，将于国法不容。事急吞枪自裁吗？我实觉心有不甘。因为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我事实上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如果华北情形的弄糟是由于我才有不济，则一死以报国，自觉无憾。今则适得其反，时局的不可收拾可能是由于我权力受无理限制，人不能尽其才之所致。如此而要我杀身殉职，当然于心不甘。

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了千思万虑，我自觉只有两途可循。第一，作积极的打算，不顾艰难，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加人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因为抗战之后，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土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第二，作消极的打算，不能兼善天下便独善其身，摆脱这种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农。正当我为这两种矛盾心理所困扰不得解决之时，发生了副总统竞选的事。使我想到如果参加竞选，便一举而了结上述两项矛盾。幸而获选，我便可作积极的打算；不幸失败，则正可乘机表示消极，告老返乡，息影林泉。因此我就决定参加竞选了。

二

1947年冬季，国共和谈已完全决裂。为统一华北军事指挥系统，中央于12月初明令裁撤保定、张垣两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12月6日作义在张垣就新职，不久即迁来北平办公。

傅作义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华北军事既由他统一指挥，行辕更可不必多管。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1948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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