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思补救对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目的是为了“通商情,利运转”。他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王茂荫两次主张货币改革,遭到咸丰皇帝的训斥,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被当时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巴拉第得知。巴拉第是俄国19世纪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作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的神职人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有关王茂荫的货币改制过程与有关奏折事项,由下属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于1857年出版。
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并重新起了个书名,出版了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这本书被马克思注意到了。马克思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资本论》中。
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陈启修先生,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万卯寅是何许人也?在清代的大臣里面查无此人。
由于对著作《资本论》的高度重视,也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资本论》中译本在20世纪30年代一问世,考证工作便开始了。经过郭沫若等的细致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老家就在安徽歙县。在20世纪50年代,吴晗更是把王茂荫誉为“清代货币改革者”。一些历史学家还对安徽歙县进行考察,从王茂荫后代那里收集和抄录了有关奏折等第一手资料。
王茂荫
马克思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却提到了一个中国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讲到铸币、价值符号、直接从金属货币流通中产生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时,写了一个编号为83的附注,这个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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