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表现出的有三种长处，同时和这三种长处相伴有三种对待的短处。第一，我们敢自信有点勇猛的精神。冒冒然就出版，毅然决然的定了这样一个宗旨，不曾丝毫犹疑。诸位当知道，在我们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我们这一类的思想、文词、态度，很受一般社会的嘲笑怒骂，--自然也有很欢迎我们的，--我们却是把方针定准了，守住了。到了现在，虽然不过八个月，社会的空气却是大改了，有十几家同志。回想八个月前，另是一幅面目，我们所受社会的待遇，自然和现在不同。至于我们的议论，总是有甚么说甚么，不懂得甚么叫客气，甚么顾忌--总而言之，甚么叫不可说。要说就说，说还要说尽。第二，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所以我敢大胆着说，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因为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相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第三层，我们很有些孩子气。……我们既是一群孩子，所以彼此相待，也和孩子的喜怒哀乐差不多。至于对于殊样社会的态度，用个不好的典故便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用个好典故，便是“见善若惊，疾恶如雠。”

至于我们的短处，据我看来，恰恰和这三项在一起，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也有个武断的毛病。……我们的结合是纯知识的，所以我们的结合算是极自由的，所以我们所发的言论是极自由，因而极不一致的。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我们看别人的杂志很杂，焉知后人看我们的杂志不说很杂呢？我们有孩子气，……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

……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因为北京大学几个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诸君多在学校里服务，也有往上海的，就无暇及此了。现在大学恢复旧状，我们社员又集在一起，把几个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这笔杆下的苦斗。从今以后，我们得个新生命。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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