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李肇星比较反感的词还有“亲自”。“领导无论干什么，往往都要加上亲自、亲临，等等，这有挑拨领导和群众关系的嫌疑”。李肇星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某农民亲自听乡长报告、某士兵亲临战场打仗、某同学亲临食堂吃饭等话呢？

此外，充分、进一步、切实、丝毫、毫无、始终等词汇，在李肇星看来，都有为官样文章之虎作伥之嫌。“还有的人喜欢用排比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一口气堆砌三四个，有时候就显得矫情、可笑——简朴是高格调的美”，李肇星说。

做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工作，李肇星却有点看不惯一些洋词汇，比如“拜拜”——尤其是在充斥报章的书面语言里。他说:“中文里不是没有再见一词，不必莫须有地出洋相。对外国文化的无知，才需要崇洋，也才会有勇气表演自己的崇洋”。

1986年，李肇星作为新闻官访问意大利，席间看到邻座一个大胖子，领带也没有扎，很洒脱，就向他问候并询问他的大名，对方很惊讶，原来那人就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李肇星并没有因为没有认出这位大名人就感到难为情，他们真诚交谈，很快成了朋友。帕瓦罗蒂当时正好即将到北京演出，就提出要赠票给他，李肇星想到演出的时候他正好不在北京，就拒绝了。事后很多朋友都说他“傻”。

对于“傻”，李肇星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当学生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后来当了外交官却常常惊叹自己的幼稚。“一位很有些名气的外国记者曾告诉我:他第一次访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觉得学了不少东西，回国后便写了本关于中国的书。后来连续在中国住了两年，却不敢轻易下笔了。”

对于母校，李肇星的评价是“北大是第一个把我从‘自以为是’迅速改变成能‘自以为非’的圣地”。

真话最难

一个周末，李肇星和同事一起进行羽毛球双打，对手是一位下属和他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大约是为了不让部长太丢面子，那位下属开始巧妙地喂球，假装频频失误。女儿发现后大怒，质问爸爸:你们外交官怎能这样打球？李肇星再三道歉，并作了深刻检查。

还有一次，李肇星下班后到一个老同事家，商量如何给他们合写的论文定稿。想到老同事有个可爱的小女儿，便顺路买了几个苹果。告别时，孩子的妈妈问孩子:叔叔送的苹果好吃吗？孩子说不好吃。大人们就引导孩子说:那么大的个儿，颜色又红，怎么会不好吃？孩子却仍然说:不甜。

大人继续劝道:看你都四岁了，这是叔叔送的苹果……孩子抢白说:四岁，苹果就好吃吗？叔叔的苹果就一定好吃吗？看到这一幕，李肇星说，他自己忽然觉得没有勇气正视孩子的眼睛。仅仅为了几个叔叔的苹果，就把说真话的孩子弄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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