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饮”即饮酒狎妓，博是赌博。宋时上至帝王，下讫百姓，以至地痞无赖三教九流，都热衷赌博，可谓是无所不包。上层社会流行蹴鞠、双陆、彩选、打马、除红、响屟等手续繁杂或需用图谱的博戏，民间更盛行的则是各类斗戏及关朴等。[2]所谓关扑，即商人的所有商品既可以卖，亦可以扑。关扑双方约定好价格，用头钱（即铜钱）在瓦罐内或地下掷，根据头钱字幕的多少来判定输赢。赢可折钱取走所扑物品，输则付钱。斗戏主要有斗鹌鹑、斗鸭、斗鹅、斗鸡等。《岭外代答》称“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这些斗戏自然多同赌赌博相结合，而且有时“注以黄金，观如堵墙”。[3]

而始于唐代的斗促织，在此时则很是盛行。《西湖老人繁盛录》载:“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以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这些蟋蟀当然不光是为了观赏，更多的是用来赌博。“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买。每日如此。”这种赌博方式，每年直至“九月尽，天寒方休。”[4]一些人更是对之痴之若迷，斗蟀“依稀乎命帅出征，仿佛乎拜将登坛。赌以王尘，注以金钱。”[5]贾似道尤嗜此，著有《促织经》。该书从蟋蟀种类、形状、体质、斗志、颜色以至到头、脸、腿、肉均作了一一论述，至于对那些优质品种如何捕捉、饲养、医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详之有加。此书成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为一部生物学著作出现，而是作为一部劝赌的著作出现的，从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书中也揭露部分社会现象，如“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虫发动，则东闯西走，寻豪探富，说合两家，携虫赌赛，则从旁而赞之，假心虚意，挑拨成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或放钱，或抽头，或倒卸，百般用意，总是为己，而不为人。”[6]正是在这种邪恶的赌风之下，一些江湖骗子也纷纷登台亮相。“柜放赌局，以游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7]另据《东坡志林》载:

“绍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买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焉，戏语得千金。”[8]

在这种炽热的赌风中，种种由此产生的社会阴暗面开始凸现

贾似道冶游无度，胡夫人很是忧虑。姻亲徐谓礼尝读袁天纲、李淳风之书，自夸精通相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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