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理达:在晋城，阎锡山把我们扣住。我那个时候很小，也就四五岁，我记得每天睡醒觉让我拿一本大书。我特别讨厌那大书，那么厚。我要拿起，然后我妈妈念，我爸爸听，就是《资本论》。所以我从小就记得那么一本厚书，我心想，这本书怎么那么沉呢。再一个就教我劳动。那传令兵的臭袜子都让我洗。所以说，我从小就觉得第一个得苦干，第二个得学习。这都是给我的一个印象。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部队要么被蒋介石击溃，要么被收买拉拢，冯系军队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了再与蒋介石决一胜负的能力。他脱离了军队，过起了隐居生活，不过他仍然多方活动，准备武力反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在峪道河隐居的冯玉祥耳中，听到日军侵略中国东北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冯玉祥气愤至极，在他看来，蒋介石是抗日救国的障碍，因此必须“促贼离开”。以救国家。冯玉祥抗日救国之坚决，从冯理达记忆中的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

冯理达:我大哥哥是1926年入党的，后来到日本，一个日本女孩看上他。后来我哥回来，就跟我父亲说要结婚，我父亲一听，把他捆上，拿鞭子抽。在城里有个办事处的人找我妈妈，说您要不去非得抽死不行。后来我妈妈去了。

面对蒋介石的消极和不抵抗政策，冯玉祥先是与其他反蒋派互相配合，逼蒋下野，之后又出山赴京，奔走抗日。在对政府抗战感觉无望后，冯玉祥决心自筹武力反蒋抗日。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10万人，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任同盟军总司令，与日伪军展开作战。6月，同盟军收复多伦。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民第一次攻克日本军队侵占的重要城镇据点。

收复多伦为冯玉祥和同盟军赢来了公众舆论的同情和喝彩，但南京政府却极端憎恨同盟军的公开抗日行动，认为这破坏了南京的对日政策。而且，对于蒋介石来说，老对手冯玉祥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也对南京的权威构成了威胁。因此从一开始，南京方面就千方百计诋毁同盟军，甚至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面对蒋介石和日本军队的双重威胁，冯玉祥最终不得不撤销同盟军总部，兑现他志在抗日、枪口绝不对内的誓言。

冯理达:我父亲主张一致对外，对内大家要和平。后来蒋介石又让何应钦从背后打。我父亲说“那就算了，我不打了”，又回泰山了。

1933年8月冯玉祥卸职后离开张家口，携带家属来到泰山，再次开始隐居生活。虽然在冯玉祥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段黯淡无光的日子，但在童年的冯理达看来，能够与父母朝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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