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矛盾的心理集中体现在储安平的代表性论文《中国的政局》中。“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思想使他对双方都不认同，对国民党是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则是充满疑虑。他写道: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冥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这反映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立场。他们一边在批判现实，一边在探索中国的出路。至少在1947年，他们自信有能力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这就是走“第三条道路”。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自认为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改革，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必能安定中国。然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高压，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一面同国民党作斗争，一面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他们自己也经常争论，在作不同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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