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9封信中，有40封是论学的，有8函是论时政的，余11函是普通书件，虽然玄同先生致太炎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但师生亲密交往仍可从太炎复函中一览无遗。一般人都认为玄同先生是和鲁迅兄弟一行8人在1908年《民报》社从师太炎的，其实玄同先生要早得多，太炎在《民报》社讲《说文解字》前在帝国教育会和大成中学就始讲学，玄同先生已在大成中学听过一次《说文》，并形成了16册笔记，后又在《民报》社再听一遍，又修改补充了他的笔记(今仍藏于后人手中)。而玄同先生真正结识太炎则是在1906年10月初，从太炎回信就可以知道。太炎谓:“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1906年10月8日)，这时离太炎因“苏报案”获释流亡日本仅仅只有3个月，他们就结识了。而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36年太炎先生逝世。

二

从这59封书信可知玄同先生如何求学如渴，好学不倦，而太炎先生是如何诲人不倦，爱护后进，形成一幅师生勤学的情景。玄同先生问学之勤可从太炎复信中见诸，“八月初四日书已复，近得重九日书”(1910年10月20日)，“迭接三书，所问象形指事之辩”(1910年10月31日)，“前得手书两件，今又在幼渔处得书三通”(1910年12月9日)，“自幼渔处得书十二叶”(1911年1月24日)，“前所问十余纸，由幼渔处寄来者”(1911年3月14日)……，可见玄同先生问学之勤，常常迭书问学，问学之细，常常一通书函达十余叶。而太炎先生几乎有问必答，详详细细，答而不厌，尤其玄同先生离开日本赴嘉兴、湖州等地教学期间，答之更详，如1910年4月18日复函六叶，1910年5月10日复函五叶，1910年10月31日复函七叶，1910年12月9日复函七叶，1911年1月24日复函十二叶，1911年9月27日复函九叶……。至于复函在四叶以上者多达十余通，密密麻麻蝇头小楷写满整纸，显示对弟子的热心和负责，没有一点点权威的架子。

玄同先生在拜师太炎之前，就有了很好的国学根底，尤其对音韻文字学，这是治经的基础，拜师之后又两次系统听授《说文》，记下了16册详尽笔记，以后他在多个学校教书，主讲文字学，写过许多这方面讲义和专著，但他还是不断钻研，精益求精，不懂就问，有着一个学者的真正本色。

三

太炎先生拥有许多学生与弟子，晚年编《同门录》，仅及门弟子多达百人，而最大弟子有5人，时人用太平天王制戏分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他们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系统，自成学派。而与太炎先生关系最密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