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清。但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因为听课的人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讲义不够,拿不到讲义的人,上课便记笔记,下课赶紧借讲义抄。由此,众人议论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
鲁迅的课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鲜,史料翔实,分析透辟。鲁迅每周有两节中国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新讲义,当时的厦大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为了编好讲义,鲁迅自己设法到外地买书,向友人借书。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上提到此事时说:“看看这里的旧存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为了编写讲义,鲁迅常常废寝忘食。所以上课时,他能联系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引证丰富的材料,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听他的课的学生个个如逢甘露,即使他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就连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鲁迅编的这些讲义,共分10章,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汉代的司马迁,一开始鲁迅便批判了“仓颉造字”等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说法,认为文字创造“绵历岁时”,“且由众手”;还明确指出,“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这本讲义鲁迅先在厦门大学使用,后又在中山大学使用。讲义在鲁迅生前并没有出版过,最早收入在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0卷,称《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还购置了许多有关的书籍,并作了长期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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