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场，所谓的“靠山”、“撑腰”、“走后门”、“求情”、“托人”这些问题无非都是在尽力去寻找有可利用的关系而已，而犹以“强关系”为妙。关系如何形成呢？这就需要一定的媒介和手段。

为何“拉关系”这样的使命会落到“酒精”的头上

这不得不从酒本身的特点说起。关系和人情的构建需要沟通和交流，正式的沟通碍于一定的环境、时间和情境的限制，使其更具有正规和刻板的氛围，而非正式沟通更为随意和自由，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和促进交流。吃饭席间，人们是面对面的互动，沟通更加随意，效果更加有效。加之酒精本身可以放松神经，使非正式沟通更加通畅。人们畅饮之后，兴奋多言，更加显露本真天性，于是没有了官场的架子，有的只是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

因而，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以情感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中，官员们常常用人情网络来削减生疏，用关系来平衡法规，这常常让许多人认为“公事得按私事办，合理先得要合情”。在人情的消费中，酒精的搀合便助长了这种联结。这样看来，中国的酒楼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人情与关系情结的恒久发作。

“官场酒文化”喝掉的是什么

先撇开个人的健康这一普遍要义来看，人情消费是一种投资，但凡投资就是需要回报的，但所求回报可能种类繁多，有的人希望回报地位；有的人希望回报利润；有的人要的是铁关系；有的人要的硬靠山。既然有人投资，就要有人“欠债”，无论对方何种索取，人情投资都要求受惠者有义务为投入者提供所需，有责任为其“办事”。

理性人所需要的回报是预期的最大利益化，而人情往来中虽然不显现直接对于利益的追求，但不表示他们的人情交换没有利益，其过程的委婉和迂回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的利益比直接的预计结果更好，比赤裸裸的利益谈判获得更多。

人情永远与权力相关，当权力不以民主、法治、标准与制度为核心的时候，当权力开始以人情和关系为连结的时候，官场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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