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托手法的运用。比兴寄托，是古代诗歌悠久的艺术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比兴寄托，《离骚》更是“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李商隐一生思想较为复杂，又备尝人世的艰辛，有不得已的苦衷郁结于内。正如他比方的，就像一只鸟儿：“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本无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他深感命运的不能主宰，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和绝望无助的幻灭感。第二，其所作只能发而为“巧啭”，又大都应是有“本意”的。
作为一个内向兼伤感型的诗人，李商隐用来比兴寄托的载体大多为纤弱细小的事物，虽然或高洁或美丽，然而共同的是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如为雨所败、先期零落的回中牡丹，香嫩可口却被剪凌云寸心的幼笋，先苦后荣、在斜阳暮蝉中摇曳的衰柳，身世悠悠、飘荡参差的流莺、孤鸿，暗夜强笑、非时早秀的李花、梅花，“高难饱”、“恨费声”的秋蝉，乃至“无端五十弦”的锦瑟，无一不是诗人身世、命运的一种象征，浸透着身世之感和人生感慨，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人、物浑然一体的完美境界。如《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此诗托物寓怀，形象展示了诗人凄苦欲绝的心声和所处环境的冷酷，实为诗人自己悲剧性命运的写照。全篇在将蝉人化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人、物一体的“无际传神”的完美境界，令人叹为观止！
这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深受屈原的影响。朱鹤龄曾经在《李义山诗集笺注》中论述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化出之者也。”这是颇有识见的。李伤隐诗歌中，古今的兴衰更替和事物的比兴寄托往往溶入神话传说的浪漫境界中，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类诗作占了其诗歌的很大比重，是对屈宋“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传统比兴寄托手法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并更加富于隐约性、暗示性，也更加耐人涵咏玩索。这也是李商隐对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贡献，难怪有人推其为朦胧诗的鼻祖。试以《重过圣女祠》为例：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
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此诗借慨叹“圣女”的“沦谪”遭际，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但本诗的高明处在于通篇不从正面着笔，也丝毫不出现诗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是全用一种凄厉神秘的环境气氛进行烘托，曲折婉约地流露出诗人的惆怅迷惘、落寞无奈，更使全诗情味隽永。
李商隐对传统比兴寄托手法的学习和借鉴是成功的，但也挟裹着不少弊病。给人的感觉是过分刻意地去追求深邃或所谓言外之意，但又囿于本人生活面的狭窄和美学理想的局促，造成了意和辞之间不能很好配合的矛盾，意深而辞礩，过犹不及。从他本人所感叹的“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来看，就在作者同时代，已有不少人对其诗的比兴寄托有所疑问，以致诗人自己不得不极力申辩，然而也正如诗人自己所言的“巧啭岂能本无意”，其大量诗作确实有寄托，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典故化意手法的运用。李商隐也是极富艺术敏感的诗人，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无不击打着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灵，使他能够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揣摩生活和事物，在此基础上借助典故，使得不便言明的得以隐约曲折地表达，也使原本平淡的显得清新且富有诗意，同时又有神无迹，浑然天成，丰富了读者的联想，扩大了诗歌的内蕴，对诗歌艺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梦泽》一诗：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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