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下分析，认为根植于晚唐那样一个衰颓没落、风雨飘摇的时代土壤……
李商隐三岁就跟随父亲漂泊天涯，十岁又不幸丧父，就开始了孤苦无靠的生活。少年时代的辛酸生活，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无疑给诗人的心灵长期笼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几乎成为他青少年时代乃至一生中沉重的精神负荷！
后来，不幸的事接踵而至，仕途蹭蹬，几度沉浮，又夹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苟延残喘，一直郁郁不得志，这就使他本来极为脆弱的心灵更为敏感，也更为伤感，以致不得不在居母丧其间，将营谋“窀穸之安”看作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虔诚地全力以赴，用宦囊积蓄和“父亲馈遗，朝暮饘餬，收合盈余，节省费耗”(《祭裴氏姊文》)所得，大办迁葬之事，一共办了五起，上自曾祖母、下竟至殇婴，还旁及堂叔。[9]了结了其平生一大桩心愿，他的心灵也就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还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说得好：“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根本动摇，确实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李商隐正是如此，这也正是其感伤诗风形成的一个根本内因。
至于其“隐”的诗风的形成，则是其人生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李商隐少年时代便“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但后来又改习骈文，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本来，少年成名的李商隐，本可借一技之长以求登第进士，重“立门构”(《集裴氏姊文》)为什么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偏偏又去改习骈文呢？显然，这里有作者不得已的苦衷，那便是受“速拟青云上”(《商於新开路》)、光宗耀祖的潜在思想意识的支配！这能否象有些学者那样冠之以“庸俗”二字？恐怕不能。而骈文之中的华丽典雅、切事用典，对其“隐”的无疑有很大的影响。表面看来，这纯属一种“创作自觉”，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至于后来一步步地、不自持地无端被夹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以致一生羁绊沉浮，处在一种不得不“几欲是吞声”的逼仄环境之中，有苦难言，有痛难诉。也正如弗洛伊德在《论创造力和无意识》中所言：“人生就像奕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奕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这又是重压在诗人心头上的苦不堪言的另一阴影，也是诗人一生卸不下的精神重荷！因而，诗人只能在自己所唯一能够依靠的朋友——诗歌中浅斟低唱，而又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心迹。于是万端心绪，郁结于心，不易袒露；思虑层深，而往往又欲语还休，造成了其诗风的隐约迷离。
伤而隐，诗人已无逃遁之地！！诗到此，已真正成了山穷水尽，而无复有柳暗花明，李商隐的诗，遂成为本质意义上的唐诗之绝响！最终，我们知道，唐诗始于宫廷，又复入宫廷，走了一个“圆满”的怪圈！
伤而又不得不隐，人生之痛莫有过于此者。于是，只好逃到诗的王国来寻求心灵的慰藉，才找到了平衡心理的支撑点，才找到了医疗隐痛的救命方！这也许正是其总体风格形成的内在动因，也是根本动因。“为了生活的目的，审美态度稍微防卫了痛苦的威胁，它提供了大量的补偿。这种美的享受具有一种感情的、特殊的、温和的陶醉性质。”[10]这很能说明问题。这种风格正是李商隐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傅道彬、陈永宏，《歌者的悲欢——唐代诗人的心路历程》，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2001年9月，256页。
[2]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转引自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0年9月，240页。
[3]薛雪，《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9年9月，101页。
[4]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0年9月，257页。
[5]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转引自刘学楷、余恕诚《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5月，5页。
[6]黄鉴，《杨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