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督商办”一词，源于“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1872年李鸿章在设立招商局时也说：“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由此看来，这一意图从初期就已经存在。并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是一贯所采取的政策。1842年的南京条约使中国事实上放弃了对沿海运输的垄断；1858年的天津条约使外国进一步夺取了至汉口的长江航行权；1860年的北京条约终于被迫把长江向外国船只全面开放。其结果是各开放港口之间的水运量剧增，随之海运也成为极其有利可图的事业，据说上海至汉口之间的运费每吨可获40余两的利润。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向垄断中国沿海航线的外国企业投资，在旗昌和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资本中，旗昌100万两的资金中的1/3和怡和137万两资金中的45万两均为中国商人(主要是买办)的投资。面对这样的事态，李鸿章说：“若由官府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由此可知设立招商局的目的是进入这种有利可图的事业和回收华商资本。由于华商的支持，各公司的船舶拥有量是：怡和为13只、1257吨，太古为5只、8361吨，招商局为33只、23967吨。招商局确立了优势。那种民间资本希望活动的要求遭到遏制，结果中国在整个19世纪未能存在一个民间轮船公司，并最后连招商局本身的事业发展也受到阻止。

    为对抗当时正控制沿海航线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日本政府决定扶植三菱。三菱最初是在1870年从土佐藩租借了三只轮船，组成九十九商会。第二年，随着废藩而收买了藩的轮船，成立了三菱商会。1875年9月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当时把委托给三菱使用的13只官船无偿地交给三菱，接着又无偿地将旧邮政轮船公司所拥有的24只船交给三菱。“第1号命令书”还答应每年给三菱25万日元的补助金。另外还用81万美元收买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在上海航线上航行的船只和陆上设备，租借给三菱使用。三菱因此而在当时日本轮船总数149只、42304吨位中占有45只、31000吨位。

    可以看出，中日共同的因素是外国船只在初期的沿海航线上占优势，因而设立了半官半民的公司与其对抗；但在以下两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即第一，中国的政策是与外国公司妥协，而且企图与其共同维持对沿海航线的垄断；与此相反，日本一面扶植拥有特权的公司，同时企图把外国船舶公司赶出沿海航线。第二，中国始终维持半官半民公司的垄断，终于未能产生民营企业，而日本则产生了民营企业。

    二

    中国的生产力在明清两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封建统治者希望维持这种小农经济来维护封建制。如江苏省南部的松江府(上海附近)，当时的生产力在中国是最高的。它盛产棉花，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但同时也是中国租税最重的地区。而且这种重租税随着棉纺业的发展而增大，据明末的徐光启说，纳税额为宋代的10倍。

    中国的社会经历了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开放。棉制品的进口税在鸦片战争之前曾由13%达到32%。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下降到6%一7%，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进一步下降到5%。从此中国经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经济，中国变为国际商品市场。

    机器纺纱的效率约为手工纺纱的80倍，而且能纺细纱，所以中国的手纺业根本抵挡不住机纺业。如果以1872年的棉纱进口量为100,1890年则为2164，几乎增加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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