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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种不同的洋务运动(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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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27 19:43:09 来源：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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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倍。而进口棉布如以1872年为100,1889年则为166.2，增加还不到一倍。这些数字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的手纺业迅速遭到破坏的状况。以前的手纱工人和新老织布工人都变成了外国棉纱的购买者。
在上述的前提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这就是1878年筹划、1890年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这家工厂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但请求李鸿章委派一名官员来同事共同经营。其理由是“不有官委经理，则尽责无权，尽力无保障”。可见当时资本虽有一定的成长，但其存亡仍为封建统治者的动向所左右。所以李鸿章也注意到这一有利可图的事业，获得皇帝的批准，答应“保证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涉”，派遣当时李鸿章的心腹、买办出身的郑观应担当了这一任务，使得这个工厂官私难分，进一步破坏了民间资本的自主性。
总之，李鸿章在棉纺织业中推行的“官督商办”是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民间资本的工厂的，他给予特定工厂垄断权，以限制其他资本的活动。但向特定工厂投资的民间资本也不能自由活动，阻止了民营企业的建立。
1874年，日本政府在内务省内新设了“劝业寮”，特别对棉纺织业给予奖励。在1877年至1882年间建立了官营示范工厂，并利用纺织机器款分年偿付和垫付的办法建立了一些民间的纺织工厂。这种在政府的保护下设立的机器纺织工厂，其经营者大多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
日本的扶持与清朝的“官督商办”还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它不是政府官僚自己建立的，尽管其经营受到优厚的保护，但始终是当作“民间企业”来扶植的。
三
中日两国振兴产业政策最明显的不同点是，日本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民营企业，而中国民营企业的产生和成长受到了阻碍。由于日本从明治十四年前后开始的抛售官有工厂而带来的官、民资本分离，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差异。
财政困难与官办企业效率低下，是日本抛售官营工厂政策的起因。但财政困难在清朝更为严重，而且了解民营企业效率高的人在清朝也并不少。二者的根本的差异应当归之于推进主体的问题。太平天国革命显示了其反封建、反殖民地的雄姿，但它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扼杀，中国成立了封建反动、对外从属的政权，长时期阻止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洋务运动也是在这条路线上出现的。
当然，日本的维新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用农民的沉重的贡租而积累的生产手段——包括用补助费进口的机器等，都给予了一部分“政商”，反而阻碍了来自下面自然发展的道路；依靠残存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低工资劳动，使得国内市场日益狭小，并驱使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对劳动人民、特别对在工厂劳动的工人阶级加强劳动强度的本质，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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