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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下令各路部队重新集结。但众将有的听令有的不听令，左良玉正畏惧李自成，只派部将金声桓带兵5000人前来“迎恂”。
这时，侯方域已随父在军中，他见此情形，向父亲建言应杀将立威，“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徵办者，而晋帅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于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
此话一出，“侯恂大骇”，说“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军”。应该说，侯方域的策略杀伐果断，颇有大将之风，但那时各路部队散漫惯了，恐怕不是侯恂能够控制的，所以他才“大骇”。后来侯恂部分地采纳了侯方域的建议，却担心他在军中引起众将不满，命他离开军队，保护家人前往江南避乱。
数月后，黄河水淹了开封城，据说当时“洪水几乎与城墙齐高，城内一片汪洋，水面上只看见钟鼓两楼及延庆观，还有周王府、大相国寺的殿脊……城内数十万军民，除少数人爬上高地、高房获救外，其余绝大部分淹死水中，其状惨不忍睹”。这场大水并非天灾，而是有人掘开了黄河大堤，但到底是谁掘的，就说不清楚了。当时攻守双方都掘过大堤试图淹对方，最终是谁挖开的，历来说法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不久，朝廷处理此事，认为“侯恂复起，对左良玉一无作用可言”，朝廷拿左良玉没有办法，收拾侯恂却没有问题，马上罢了他的官，随后又将他抓进了监狱。其时，侯方域兄弟分了工，方夏进京想法救父亲，方域则留下照护家人，但后来侯方域竟然也遭受牢狱之灾，此祸因阮大铖——他当初与李香君一起得罪的那个“阉党余孽”而起。
1642年秋，侯方域奉父命带家人南下，再次流离于南京，与陈贞慧、方以智、彭宾等复社友人重聚。后与兄方夏携家至嘉兴，而漫游苏杭、南京。
第二年年初，一个惊人的消息迅速传播，令南京城陷入一片恐慌：左良玉将率部队到南京就粮！
自从援汴之战惨败后，左良玉就在长江湖北段劫盐船养兵，他曾到武昌向楚王筹粮，楚王没有答应，左良玉即纵兵大掠，为时20余日，着实把武昌祸害得不轻。这次他移兵九江，扬言进军南京，城内顿时人心惶惶。左军未至，已有不少乱军假借其旗号，肆意剽掠，南京“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
情急之下，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想到侯家与左良玉的世谊，就请侯方域前去左军劝说。侯方域以为不妥，便假托父亲名义致函左良玉，劝阻他南下。此时左良玉正对侯恂抱愧，加上已得到一些补给，接到方域的信，遂退兵武昌。
但这件事却给侯方域带来了麻烦。两年前，阮大铖被复社诸子的《留都防乱公揭》搞得狼狈不堪，曾托侯方域从中周旋，却被方域、香君断然拒绝，从此，阮大铖对侯方域“恨刺骨”。这时候阮大铖已缓过一口气，利用南京人对左良玉的愤恨，大肆造谣，说左良玉与侯方域有旧，此次左军前来，侯方域本是内应。如此一来，就有人谋划抓捕方域。幸杨龙友得知此事，连夜前来通知，侯方域不得不离开南京，前往宜兴陈贞慧家避难。行前，他大为愤慨，作《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对阮大铖极尽讽刺。自此，两人间的仇恨更深了。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侯方域等人再次回到南京。不久，南明建立，马士英掌握朝政，阮大铖开始公开图谋复出。在《留都防乱公揭》事件一年多后，周延儒一度为相，阮大铖与此人私交甚笃，遂重贿之，要求复出。但《留都防乱公揭》影响太大，周延儒不敢答应。阮大铖就帮助他深交的好友马士英出任凤阳总督，天下大变之时，马士英正是凭借凤阳总督的身份谋立弘光帝，并由此掌控朝政，正因有此渊源，马士英不顾舆论反对，不遗余力地帮助阮大铖，任命他为兵部侍郎，负责江防，进入南明权力中心。
阮大铖没有复出时，已有迫害侯方域的能量，如今大权在握，当即向东林、复社大举报复，造“十八罗汉”、“七十二金刚”的名目，企图将异己一网打尽。
于是，复社诸公子都被通缉，陈贞慧被捕，在狱中吃尽苦头，家人及侯方域不惜重金多方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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