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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叫“东厂”,位于北京的东厂胡同。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几百年时光过去,在这块土地上,都经历了什么变化呢?笔者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四年曾在东厂胡同一号居住十八年,对它的历史沿革很感兴趣,对它的园亭山石也倾注着感情。
在原王府大街北端的路西灰墙内,翠花胡同以南、东厂胡同以北,西至太平胡同,这是一个方圆四十八亩的大院落,解放前南侧的门叫东厂胡同一号、二号,东墙门叫王府大街九号,暂且就称其为“东厂”。百余年来,这里住过不少政治、文化界的名人,也发生过不少值得记叙的事件。
据史书记载,清初的明史馆就设在“东厂”。乾隆时期,东厂胡同、翠花胡同一带是镶白旗满洲官兵的驻地。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东厂”成了大学士瑞麟的住宅。瑞麟最初任太常寺赞礼郎,后来升至礼部侍郎、尚书,咸丰年间拜相。英法联军侵入时,他带兵迎战,打了败仗,被罢官。同治年间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瑞麟的后人佛荷汀在院内“大治屋宇,又辟园亭”,取名为“馀园”,即富贵有余之意,园内“丘壑无多,然甚闳敞,河流甚长,树木尤佳”。据说,北京之有摩电灯,就是从这个宅子开始的。
清代同治年间的军机大臣、光绪年间的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他“清慎持躬”,“居家俭素”,自己无房,只好借住在瑞麟的府第“东厂”。
清末光绪年间的大学士、深得慈禧信宠的直隶总督荣禄,后来拥有了“东厂”这座大宅第。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为了笼络副总统黎元洪,从荣禄的后人手中买下“东厂”宅邸,送给了黎元洪。当时乱事频仍,黎元洪是个不露锋芒、人称“黎菩萨”的人物,在政治上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但他居住“东厂”期间发生过两次“拒封”事件,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图谋称帝,当时黎元洪任参政院长,虽然黎是反对帝制的,却不敢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当袁世凯称帝后,以封黎为“武义亲王”拉拢黎元洪,但黎坚决不受。袁亲笔书写了“武义亲王”的匾额,派人挂到“东厂”黎家门口,待人走后,黎立即把它摘下来扔到马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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