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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幼帝背后的坚强女子(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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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11 12:14:01 来源：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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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银，而四月应支付京师各部院文武百官的年俸银就需要60万两，这说明国库不但是空的，而且还是亏的。不得已，皇帝令取皇宫内库银按时发放官俸。
这官俸银在全国财政支出中其实仅占一小部分，最刻不容缓要国库负担的是兵饷。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陕西增兵，发饷就将近360万两。据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月吏科都给事中的奏章说，现今兵饷年缺额440余万两。此外还有内外王公贵族的俸银和禄米等物，以及赈济灾民、治理江河、接待外使、宫廷开支等。
此时统一全国的征战尚在进行中，赋税收入有限。顺治十年陕西赋入186万两，仅够当年兵饷的一半。百姓十分贫困，不但无法加征赋税，还要减轻人民负担，由国家救济灾民。在这种情况下，节支的意义更显得重要。
顺治帝亲政，为皇太后上尊号时，皇太后就训导皇帝要以民为本，关爱人民。在全国兵民困苦、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下，善于持家理财的皇太后率先垂范，节用爱民。
北京及其附近州县，连年荒歉，民不聊生。每有灾荒，顺治帝必及时亲诣慈宁宫，向皇太后奏报灾情。顺治十年七月十三日，皇太后面谕皇帝：发宫中节省银八万两，赈济满汉兵民。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皇帝接连谕告户部：地方灾荒除已减免钱粮外，重灾区需另加恩恤，命户礼兵工四部察发库储银十六万两。皇太后闻知，又发宫中节省费用并各项器皿共银四万两，皇帝也发御前节省银四万两，共二十四万两，派满汉大臣16员分赴八府地方赈济。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畿辅近地受灾严重，从夏到秋，霪雨、蝗虫，灾害不断，民生艰难。八月十二日，皇帝到慈宁宫，朝见皇太后，奏知灾荒和人民生活困苦情况。皇太后慈谕：“小民如此苦楚，深为可悯，所有宫中节省银三万两，即行发出，速加赈济。”
顺治朝，孝庄太后曾多次用宫中节省下来的银两赈济灾民，皇帝、朝廷更责无旁贷。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康熙、雍正两朝。皇太后的行动是一种教论谕：高官厚禄者，只要少挥霍一点，就可给饥寒交迫的百姓一份活命的衣食。
这是一种无声的命令。为了渡过难关，皇帝与群臣与皇太后达成共识，采取了一系列节用爱民、缓解窘迫的措施，诸如停建边外避暑城、免除地方贡品、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裁减冗费、停罢不急需的开支项目等。经过上下一致努力，财政状况有所好转。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户部向皇帝报告的收支状况中，国库已有余银260多万两。
顺治选后风波
如何对待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是皇太后与皇帝在选择皇后、皇妃问题上产生矛盾的根源。进关之后，皇太后生怕皇帝与汉族姑娘接触，产生兴趣，给她娶进一位“三寸金莲”、发髻盘在脑后(满族妇女的发髻盘在头顶)的汉族儿媳妇。于是降谕：不许缠足妇女入宫，“有以缠足妇女入宫者斩”。并将这个谕旨写在木牌上，悬挂于皇宫北门——神武门内。为巩固满蒙联盟，并亲上加亲，孝庄皇太后决定在她娘家为儿子选后妃，而且未与儿子商量，请摄政王多尔衮出面做媒，将自己的亲侄女、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聘为皇后。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正月十七，也就是福临举行亲政大典后的第五天，吴克善送女儿到京，理事三王心服衣众内大臣，秉承皇太后的意图，奏请于二月内举行大婚吉礼。不料皇帝断然拒绝。女方人已经送上门来，男方连婚期都不定，这在以前可没有先例。皇太后只好留侄女在后宫暂住，另定大婚日期。
八月初二，吴克善偕王妃，第二次前来送亲，到达北京。亲王以下，尚书以上，及亲王、郡王妃等，同出朝阳门迎接，并当即设宴接风洗尘，也算得上热情隆重。可是新郎官福临根本没有露面，它表明直到这时，皇帝仍不愿意接受这门婚事。
孝庄太后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及有影响的亲王和贝勒们，共同对小皇帝施加影响，从巩固大清国统治方面晓以大义，福临只得奉命举行大婚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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