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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曙光;也为“尧都平阳”创造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条件,而“尧都平阳”已经在襄汾陶寺遗址中发现的古城和观星台得到证实。两周时期的晋国和四周犬牙相错的少数民族通过通婚、联盟、贸易等形式进行了民族大融合,悼公“魏绛和戎”开创了三晋时期赵国“胡服骑射”的先河;秦汉以来,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定居;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五胡乱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民族大熔炉使得山西成为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春秋时期晋国变革先起,首先是政治上的洗礼。晋国率先举起了革除旧礼的大旗,春秋初年的“曲沃代翼”,打破了嫡长继承的宗法礼制,晋献公时的“诛灭公族”摧毁了血缘宗法系统;其次是经济上取消旧的公田制,废除劳役税,采取了按亩征收的实物税,宗法奴隶经济基础被瓦解;再次在人事上“奖励军功”,不仅“庶人工商”可以入仕做官,而且“人臣、隶圉免”也可除去奴隶身份,这就意味着,国家人事的安排只看有没有功绩,而不论身份、地位和血缘关系,这样造就了一批凭实力和能力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
伴随着这场大变革,法治思想在三晋大地异军突起。形成了“天下法家三晋出”的局面。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法家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战国初年,魏国率先变法,政治上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吏治之道。经济上全面执行“尽地力之教”和“善平籴”政策,旨在解放生产力,打击投机商。实行主持变法的李悝,把实践升华为理论,编纂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典《法经》,把魏国法治措施推向新的高峰。继而韩国任用申不害,对内“修政教”,对外“应诸侯”,使韩国发展到了“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的强盛局面。赵国的“胡服骑射”更是一场推陈出新、破除旧制的革命行动。
随着晋学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成功,三晋法治思想向周边延伸和移植,吴起奔楚国主持变法,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出走秦国,由此“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商鞅也成为晋文化向秦文化移植的第一使者。秦统一中国前夕,韩非子的法治学说又被秦所用。韩非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严明法治,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要起用经过实践锻炼的有能力的官吏。韩非也因此成为三晋法家文化向秦文化移植的终结者。
继新石器、夏、商、西周以盐贸易之后,春秋时期的晋国采取宽裕的“工商食官”政策扶持商业发展,促使商业繁荣。明清之际的晋商更是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发展商业贸易,并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也由于这个因素促成了山西成为金属货币和票号的策源地。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金属货币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国语·周语》:“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此时为公元前524年。这只是文献上的记载,而1990年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两枚迄今最大的空首布,不晚于春秋晚期即晋国迁都新田的公元前585年。秦始皇统一货币后一直通行圆形方孔金属货币,只是北宋时出现的纸质货币“交子”,但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票号”是在山西首先出现的,这就是嘉庆、道光年间山西的“日升昌”票号。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晋学的四大特征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时刻激发我们民族成员的归属意识、进取意识和奋斗意识,让人们的价值取向朝着合法合理的趋利性和务实性转变,经济活动及其管理由崇德轻力向法德相结合转变,这一传统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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