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卧冰求鲤”》陈少梅作

《大舜“孝感动天”》陈少梅作

    读莎翁的《哈姆雷特》，一不留神，便意识流出个中国版的复仇故事：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一个叫梁悦的关中富平人，因其父被人杀害，遂杀人以报父仇，后到地方官府自首请罪。所谓杀人者偿命，自古道理。然而，奇怪的是，对案犯杀还是不杀？却成为地方执法者的一个难题，不敢擅自判决，最后一级级上报到宪宗皇帝那儿，成了一桩名副其实的通天大案。有趣的是，宪宗皇帝本人在杀还是不杀的问题上竟然也吃不准，迟迟难以“圣裁”，最后只好批给尚书省商议，以便拿出个稳妥的处理意见。这个并不复杂的案件，审判时何以变得如此棘手？一切皆因为案犯的杀人动机乃是为父报仇。

    自古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梁悦替父报仇，是他身为人子应尽的义务。如果他放着父仇不报，苟且偷生作缩头乌龟，岂非成了无耻、不孝之徒?中国封建制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其社会基础，故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以孝治天下，并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孝道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梁悦为父报仇的行为符合孝道，如果杀了这个热血男儿，非但寒了天下孝子之心，亦有悖于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然而不杀梁悦，又将置国家律法于何地？如是，也就难怪此案变成了烫手山芋，即便是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本人亦首鼠两端，“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而如何在“皆王教之大端”的“礼、法二者”之间权衡之，取得双赢，则难以决断了(见《资治通鉴》)。

    使宪宗皇帝摆脱这一窘境的，乃是时任员外郎的大诗人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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