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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海历史与中华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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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30 10:26:18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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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如果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上观察，在前国家时期的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祭祀神灵来运作和实现的，可称为“神权时代”。国家出现后，管理社会的主要机制不再是神的权威而是政治权威，即主要是王权的运作，因此可以把国家文明时代称之为“王权时代”。在国家早期发展的夏商周之际，国家的最高管理者曾长期称“王”，秦以后直到清朝则称“皇帝”。这期间，古代中国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内在管理机制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大体说来，三代之际是王国与诸侯国相对分权的邦国联盟体制，秦汉以后则是中央统辖地方、君主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因此，学术界又依国家元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以及国家权力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运作内容，把古代中国的王权时代划分为夏商周时期的“王国”和秦汉以后的“帝国”这样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由于生态和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三代以来，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中国北方地区的牧业文明也日益壮大，并于春秋战国之际，发展成为与华夏诸国对垒抗衡的政治势力。当秦汉王朝在长城以南建立起统一的农业帝国时，长城以北的匈奴也统一了北方草原诸族，建立起相对统一的多民族游牧汗国，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汉书》卷94《匈奴传上》)，中国历史由此形成以长城为界，南部农业文明与北方牧业文明长期互存并立的局面。秦汉以来，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等族先后在北方牧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有别于中原传统的“王国”和“帝国”的部族制国家，可称之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史上的续生形态。
辽海位于北方农牧交壤地带，其南侧的燕山山脉和西侧的大兴安岭山脉，分别构成了我国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以及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分界。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决定了古代辽海的历史文化在中华传统的原生型农业国家和后起的续生型游牧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历史角色。
据最新的农业考古研究结果，世界上最早的水田稻作农业和旱地粟作农业分别起源于中国南方的江淮地区和北方的中原与辽海一带。2003年，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兴隆洼文化房址居住面和堆积层中发现了1500余粒碳化谷物标本，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粟类谷物颗粒实物遗存。经鉴定，这些谷物包括黍和粟两种人工栽培植物遗存。其中，黍的比例占90%，粟占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2002至2003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7期)。无独有偶，在沈阳新乐文化遗址，也曾发现有年代稍晚的人工栽培黍类作物遗存。因此，有理由认为，辽海地区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黍、粟类农业作物的中心区域之一。
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土地的载能获得有效提升，从而能够供养较多的人口并能实现较大规模的聚居，由此引发城市革命的出现和复杂社会——即国家文明形态的到来。通过辽海地区现已取得的大量史前考古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3000年间，中国原生形态的国家文明产生的初始历程。
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角度观察，兴隆洼文化时期，稀疏分布于辽西一带的定居村落表明，当时同一血缘系统的人群都聚族而居，社群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彼此分散、相对隔绝的氏族共同体。而从兴隆洼文化的村落存在着有无环壕的区别和村落内部的房屋都呈街区状成排分布的特点分析，当时的社群组织可能经历了由氏族到部落的历程，社会分层现象已经发生。到了红山文化时期，辽海地区的古代社会在分化出以环壕聚落为标志的中心村寨基础上，进而出现了规模庞大的聚落群体，这种现象暗示着更高规格的社会共同体开始出现。联系这种共同体的纽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还有地域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关系。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辽海地区早期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
其次，就观念形态的发展而言，以服务于宗教礼仪生活为基本功用的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礼制文明已经初步萌芽。到了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大型祭坛和神庙的出现，说明当时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继传统的龙神崇拜之后，建立于公共意志之上的以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合一为基本内容的统一宗教神
权和族权的产生，而以高规格玉礼器随葬的中心大墓和二次捡骨葬同处一冢的现象，则意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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