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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海历史与中华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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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2-30 10:26:18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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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具有多层结构的、规模庞大的社会政治实体的出现。当数量众多的原本彼此分散、相对隔绝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某种动力的驱使下，通过和平的或是战争的方式，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社会实体之后，支配现实世界的最高首脑人物和为各方各部所共同接受的统一祖神便应运而生。如果说，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的主人是这个新的社会政治实体形成之后而受到人们广泛尊崇的祖先神的话，那些中心大墓之侧二次捡骨葬的小型石棺墓所代表的应该是新加入的部落从原来祖居之地迁来配享的祖先。因此，5000年前出现在辽海地区的“红山古国”之于后世“三代”之际出现的具有邦国联盟性质的早期国家政体，具有开创先河的奠基之功。
从距今约3000年前后开始，由于全球气候转向寒冷与干旱，致使森林覆盖面积减少和无树旷原增多，从而导致辽海地区的生态环境由复杂生态系统向简单生态系统转变，生产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由农业向游牧射猎的过渡。近年考古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便是这次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大转型的物质文化遗存。
春秋以后，由于东胡的崛起，辽海逐渐进入了以牧业为主的时代。《战国策》卷19《赵策二》记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在胡服骑射时说：“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据此可以知道，战国之际，先于匈奴而崛起于中国北方，同时构成了燕、赵等国严重边患的东胡，其活动中心即在地当辽海的燕北辽西一带。从这个时候起，辽海地区不仅与中国北方后起的游牧民族崛起密切相关，同时也成为中华续生型国家文明的重要策源地。
继东胡之后，战国、秦汉、魏晋之际，匈奴、鲜卑等古代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先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都属可汗制度下的部族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和权力运作机制都具有官分左右、集体议政的分权特征。十六国北朝之际，慕容鲜卑以今辽宁朝阳为都建立的“三燕”、拓跋鲜卑以今山西大同为都建立的北魏、宇文鲜卑以今西安为都建立的西魏，都属这种续生形态的国家政权。而北魏和北周的管理制度，则成为隋唐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直接来源。公元十世纪初，契丹以辽海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辽朝，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国两制式治国方略，成功地维系了这个空前强盛的草原大帝国的统一。金元以后，满族人崛起辽海，入关统一全国后，在塞上创建了避暑山庄议政制度，使伴随续生型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阻隔南北的长城界限最终化为陈迹，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实现了高度的融合与统一。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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