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明代是瘟疫多发期，且常与旱涝、霜雪、蝗灾等多种灾害并发，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和财政压力激增，给政府、社会和民众带来极大的威胁。明朝政府根据灾情的轻重缓急，分别采取一系列救助措施，包括医治患者、控制疫情、掩埋死者、安慰心理、养恤灾民等，多方筹措，应对自然和社会危机，尽其所能地减轻瘟疫造成的危害。

    一

    瘟疫是指人和牲畜所感染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古代也叫“瘟瘴”、“疫疠”、“疫病”、“大疫”等。在中国古代，明代是瘟疫多发期，给政府、社会和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财政的压力激增，而政府则曾多方筹措应对，尽其所能地减轻瘟疫造成的危害。

    对于明代瘟疫爆发的次数，学界的统计出入很大。有人最早统计为60余次，近来有人又统计为170余次。由于瘟疫发生的地区、规模不同，加之当时对瘟疫记载不够详尽和全面，且散见于诸多史书之中，故要统计出准确的数据是相当困难的。但学界普遍认为，当中国历史步入14—17世纪时，明代成为瘟疫最严重的历史时期，则是符合实际的。在明代，瘟疫常与其他自然灾害同时爆发，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在史籍中，“霜旱疾疫”、“水旱疾疫”、“旱涝蝗疫”、“霜雪瘟疫”、“饥荒疾疫”等词频频出现。“大荒之岁，必有疾疫”，瘟疫与多种灾害并发，导致民众大量死亡。据明朝实录载：永乐六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余人；永乐十一年(1413年)，浙江归安等县疫死10580余人；正统十年(1445年)，浙江绍兴、宁波等地疫死34000余人；景泰四年(1453年)，江西建昌府疫死8000余人，武昌、汉阳二府疫死10000余人；正德六年(1511年),辽东疫死81000余人；万历三十年(1602年)，贵州因瘟疫“十室九死”；崇祯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北京等地瘟疫大流行，死者无数。

    瘟疫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爆发，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尸骨遍野，哀鸣不绝，惨不忍睹。景泰六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明英宗实录》卷279)天顺六年(1462年)前后，顺天、蓟州等府州县“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口，或一家同日死三四口，或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病者极多。”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