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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实录》卷278)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时人龚钟庵曾在诗中描绘了瘟疫发生时的惨状：“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水东日记》)其惨烈景象，令人惊悚！
瘟疫发作后，一旦政府救助不能及时到位，管理控制不当或不力，就会导致严重的人祸。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明宪宗宝训》)；嘉靖三十三年，京师在水旱疾疫之后，“民力困竭，物价腾踊，商人畏买办之艰，车户病载运之苦，往往毁家鬻具以逃，闾井萧然。”(《明世宗实录》)崇祯末年，太湖流域瘟疫盛行，物价飞涨，一枚鸭卵贵至二十三四文，骇人听闻。一些市井无赖乘机强敛民财，“以唱戏媚神，就中侵渔自肥，殊可痛恶。”(《崇祯记闻录》)
当时，如瘟疫在军营中流行，会一定程度上延误明朝的军事行动，甚至导致其由主动变为被动乃至溃败。如嘉靖三十三年，明军包围了太仓州南沙岛上的倭寇，并作好了围歼计划，但因军中疫病爆发，只得放弃包围，使倭寇得以逃窜，转掠苏州、松州等地。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叛乱时，因大疫降临，只能“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明熹宗实录》卷36)。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尤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烈皇小识》)时人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言，明末“民怨天怒，饥疫频仍，同类结合，人死如乱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将“天灾流行”看成是明亡的四大因素之一，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应对疫灾是中国古代荒政的一部分。《周礼·地官·大司徒》提出了应对荒政、凝聚万民的十二条措施，后世应对灾害之策大都是在这一框架之中逐步完善和具体化的。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一位早年饱受瘟疫之害的皇帝。元顺帝至正四年，江淮地区遭遇罕见的灾荒和瘟疫，半月之内，朱元璋的父母和兄长先后染病身亡，陷入绝境的朱元璋只得去寺庙当行童以活命。这一特殊经历使他称帝后格外重视对疫灾的防治，不断完善防灾制度。明朝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在各府、州、县和一些重要的军事防御区遍设惠民药局，进一步完善报灾、勘灾、蠲免、赈济、养恤制度。
瘟疫与其他灾害不同的是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知性，且往往威胁到人的生命。瘟疫爆发后，明朝政府根据轻重缓急，采取一系列救助措施。
一是医治患者。瘟疫关乎人命，治病救人是首要任务。明朝以惠民药局为主，由政府出资置药，根据病情，由医官制药，或汤或丸或膏，散施患者。如在京城内外发生疫情，太医院也直接参与救治，地方疫情严重时则派太医院医者到疫区指导救治。若人手不够，便从民间选拔懂得医术者加入医治队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靖皇帝因多病而通医术，曾亲自“检方书制为济疫小引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命礼部刊行天下。只要医治及时且对症，大多数患者便可得以治愈。如弘治时期，太平府知府徐节“悉心医疗，全活甚众。”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北京在半月之内治愈109590人。
二是控制疫情。如有重大工役，即刻停工，分散人群，将重病者及时送回家疗养。对流落疫区之人，政府按照远近发放路费，令其返乡；在押未审的犯罪嫌疑人，重者快速审理发落，轻者或释放，或出外保候，疫毕收监。为了救助患者，政府在疫区遍设粥厂，免费提供饮食。在疫病初发时，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如《明史·杨继宗传》载：天顺年间，杨继宗任刑部主事时，“囚多疫死，为时其食饮，令三日一栉沐，全活甚众。”嘉靖初年，凤阳等地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明世宗实录》卷41)
三是掩埋死者。瘟疫所导致的死者必须及时掩埋，否则会造成疫病的进一步传播。如患者大量死亡，必须由政府承担掩埋之责。天顺元年，英宗诏令各地“有因饥疫身死、无人收葬者，所在军民有司即与掩埋，毋使暴露。”(《明英宗实录》卷280)成化七年，京城大疫，宪宗诏令“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明宪宗实录》卷91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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