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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1)为一团云气托着一轮红日,(2)在(1)下加山形,(3)像斧钺,(4)像锛子。(1)和(2)是自然界的景象,(3)和(4)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这些原始文字的取象都是当地先民所熟悉的事物。在近代流行的“三书”架构里(唐兰、陈梦家、裘锡圭都有系统的界说),这些原始文字属于表意字范畴,所描绘的或者是具体事物的形象,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场景,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事件,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文解字·叙》)的。
《说文解字》解释“象”字说:长耳长鼻,南越一带的大野兽,每三年产子一次,像耳朵、牙齿、四只脚的样子。《说文》是汉代人的著作,说明至少在汉代,大象已经南迁到今广东一带。从考古发掘看,商代中原地区气候温暖,适宜大象生存。商人对象的驯化蔚然成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甲骨文的“为”像以手牵象,正是服象之形,表示“作为”的意思大约是从服象引申出来的。象是先民相当熟悉的动物,服象是先民相当熟悉的行为。两字的创制都是基于先民熟悉的生活。试想,在当时交通不便交流很少的情况下,没有见过大象怎么会知道象有长鼻,并造出长鼻的象字呢!没有见过用象劳作,又怎么能造出表示服象的为字呢!
由于先民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出的文字面貌客观上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是为山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用三个不连属的山丘表示,埃及圣书字用两个连属的山丘表示,甲骨文用三个连属的山峰表示。丁头字和圣书字山的写法和甲骨文丘相似。在古汉语里,山和丘是有区别的,山指石头大山,丘指“似山而低”的小土山。这大概和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地势平缓、山峰不高,黄河流域到处崇山峻岭有关。同样是为老造字,圣书字和甲骨文都用老人拄杖这一形象表示,甲骨文老人是长发,圣书字老人和一般人形无别。它们在反映老人不良于行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反映的蓄发习俗却是不同的。汉族祖先很早就有蓄发的传统,取象长发的表意字就有老、髟、长等,由它们构成的形声字就更多了。饮字,丁头字从人头从水,是饮水的写照。甲骨文像人抱着酒坛子,是饮酒的写照。大概和两地酒文化的差异有关。汉族祖先很早就发明了酒,汉字里从酉(酒)的字非常发达。当时饮酒成风,致有君王饮酒无度,荒废国政,祀绝国忘的记载。用饮酒表示饮,正是这种强势酒文化的反映。
不同民族思维方式不同,观念形态不同,反映在文字上的差异更大。都是为男女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分别用男女生殖器来表示,甲骨文用犁田表示男,用双手放在胸前坐着的女子形象表示女。丁头字着眼男女生理特征,甲骨文着眼社会特征。前者比较直接,后者比较委婉。似乎隐约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性格。
上面所说的都是造字时的情形。实际上对汉字形体改造也是如此。表示土地神的社,从示从土。到了东周时期,出现了从“木”的写法(《说文》古文,中山王鼎)。为什么社会从木呢?周朝的礼制,二十五家立一个社,各种植那里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说,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周代用栗木。原来社旁要种植树,神主要用树木制作。社字从木,反映了社和木之间种种内在的联系。
汉字独特的发展道路
汉字适应汉语，走上了一条以形声字为主体的发展道路。这是汉字自觉的选择。直到今天，汉字仍然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适应语言新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汉字创立的时候，汉语的词是以单音节为主的，声母、韵母相同的很多。根据这个特点，先民造字着眼单音节词，一个单音词配置一个字。这样就形成了一词一字，字词对应的局面。配置的字可以是表意字，也可以是假借字和形声字。按照裘锡圭先生的解释，表意字只在意义上和它所记录的词有联系。传统六书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假借字只和它所记录的词发生语音关系。形声字和它所记录的词既有语音关系，又有意义联系。这三类字中，表意字在表现极相似、极复杂的事物或者极抽象的概念时往往力不从心。假借字借音同音近的字来记录另一个词，理论上讲是可以扩展开去的，但假借太多会造成大量同音字，给识读带来困难。因此假借字也有明显的局限。只有形声字几乎可以为任何词造字，是最能产的造字方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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