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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书中世界,以致错过了牧归时间也恍然不知。此时已是日落西边,郑士超遍寻耕牛无果。回家后,父亲闻言喜怒参半:儿子好学精神可嘉,唯家中寒苦难继科考。
当时村中有学堂,郑士超常常躲在窗下偷听教书先生讲课。窗边的学生是村里的陈二牛,因无心听讲,文章功课最差。一日先生置题归作,次日先生惊奇陈二牛之文章,经问询,方知陈二牛作文时落笔无言,便央放牛娃郑士超代笔。
这两件小事,让郑士超爱读书、有文才之名在当地流传。乡坤李济堂感其秉性,断其必有所为,遂以女相许,又出资助其省城求学考取功名。
省城赋诗展才华别人纵酒寻欢,他却“两耳不闻身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
在省城求学,除了有高水平的先生授课外,亦有省城灯红酒绿的诱惑,不少学子也曾因此废置了学业。来自山区的郑士超在别人纵酒寻欢之际,则每每秉灯夜读,可谓“两耳不闻身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
因为盘缠不多,郑士超生活极其艰苦,但一有结余便用来买书。也是因为贫穷,郑士超的着装、饮食常常为同窗中的一些纨绔子弟所嘲笑。
不过,郑士超却以出色的才华折服了同窗。一日,先生为考学子文采,命各人出联作对。同窗者不少都以风花雪月为主,对之难度不大。
到了郑士超出题,他作出上联曰:山水煮山茶,仙女摘仙花。此联一出,一众同窗们苦思良久,无人对出下联。在先生示意下,郑士超从容道出下联:高山出宰相,平地出冬瓜。
经此对联后,同窗们再不敢小看他。郑士超经过苦读,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参加科乡试中举,乾隆六十年(1795)以二甲第三名登进士。
为官清廉勤政务他见有人屈膝迎谒上官者,上奏严厉批评,举朝为之悚惕。
40岁的郑士超高中进士后,阳山满县欢腾。他先是被授工部主事,后补都水司。嘉庆六年和七年,先后两次被钦点为会试同考官；此后先为营缮员外郎,升郎中。
为官期间,郑士超清廉正直,勤于政务,与陈鹤等并称“工部三君子”；后转任浙江、广西、河南道监察御史,以直言不阿、胸怀磊落,与牟昌裕被誉为“台中二凤”。
清末秀才陈梅湖编著的《广东通志》里记载:“(郑士超)见有屈膝迎谒上官者,因劾:称国家之制,六部司官揖不屈膝,典章不可不守,廉隅不可不励,权势不可不防。得旨:可其言,而责不指实,且奏迟。翼日,具疏所以再上。上释:弗罪。于是人服其诚。”
郑士超在工部都水司任职时,常有官吏在节庆时送来金银财宝,均被他严厉拒绝。清代赵慎畛的《榆巢杂识》记载曰:近宝泉钱局事发,亏短铜七十余万斤,各任监督皆收受节礼而遭重罪,而郑士超则独善其身,其操守难能可贵。
关注民生斥时疴主张“禁革海盗、天地会、赌局、鸦片和滥收浮费”,均得皇上嘉纳。
嘉庆十一年间,年过半百的郑士超一度请假回乡,目睹了当时诸多社会弊端。
时值广东民乱四起,而吏治废弛,粤东常有海盗出没,乡间赌博盛行,鸦片毒害甚广,更有苛捐杂税累压百姓。虽位居高堂,但出生农家的郑士超心系民间疾苦,有着拳拳爱民之心。郑士超为此连续向皇帝疏陈时疴“禁革海盗、天地会、赌局、鸦片、滥收浮费”5篇。
第一篇是关于海盗。郑士超在疏陈中写道,“东海伯申、波庸、郭波泰凡三帮于西场之广州湾、大澳口、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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