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外来文化像佛教那样，既猛烈冲击着中国的本土文化，又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逐步被改造、被消化、被吸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便在朝野传播。开始，人们信佛仅是为了祈福延寿、平安吉祥。后来，统治者看出其中奥妙，便有意用来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南朝宋文帝说得很明白：“若使率土之滨皆纯如此，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南北朝(公元420年——589年)时的中华大地上，可谓寺院林立。据唐法琳《辨正论》记载，南朝梁武帝时有寺院2846座，僧尼82700人。北朝东魏境内有“僧尼大众二百万”，“其寺三万有余”。唐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就是描写当时江南佛教的繁盛景象。

    然而，自从汉武帝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治国方略之后，儒家思想被树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道统的理念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尽管佛教中有许多迎合统治阶级口味之处，但是，佛教学说中的出家离俗、无君无父的教义，则严重冲击着封建的人伦道徳，东晋僧人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加之，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占据了国家大量的土地，“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大量劳动力进入寺院，成为不事生产的僧人，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这些，对于奉行农耕文明的“东土”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双方磕磕碰碰的事，代有发生，以至于发生了北朝魏武帝、周武帝以及唐朝武宗虐杀僧尼、焚毁寺院的不幸事件，历史上称之为“三武之灾”。

    隋唐时期，由于结束了社会长期混乱的局面，国家得到空前统一，大量的佛经被译成汉文，佛教得到巨大的发展。唐朝还把法门寺作为皇家寺院，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等帝王，先后六次举行规模盛大的迎奉佛骨的仪式。皇家的仪仗浩浩荡荡，驱车三百里，将佛骨舍利从法门寺迎接到长安皇宫，然后进行繁缛复杂的迎奉活动，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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