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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趣时本身的把握应该是辩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刻地理解与时偕行,我们就会发现,其根本精神在于追求一种既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又适得事理之宜的理想境界,在于自觉遵循天道、地道、人道运行的规律。与时偕行,就需要看准时机,把握事物演进变化的规律,灵动自如,昂扬健行,生生不息。同时,与时偕行不仅意味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落伍于时代,而且也意味着不要“豪迈地”超越时代。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上,人们期待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那一刻。那一刻,便是我们与时偕行的“时”。“违时不进”的保守主义,“超时而进”的激进主义,都不是“与时偕行”的准确诠释。在时的把握与动作上,“过”与“不及”都不行。
在历史潮流跌宕涌进的过程中,始终能够“与时偕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时”与“势”往往相一致,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感、秩序感,如《易经》所说:“顺乎天而应乎人”。孙中山把这叫做“顺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但也会出现时势潮流与人群需要的矛盾,形成“时”的悖论,特别是一个社会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其时之义大矣哉”。这样大的“时”到来之际,就需要整合,并因势利导,不是等待不动作,而是从微动开始,循序渐进。
宇宙的演化,社会的变迁,生命的遗传,都处在变化之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即偶然性。命运就是这种偶然性。从《易经》对“趣时”的理解和阐释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命虽不可改,运却可以转。把握了时运,也就是把握了命运。这里的“时”,是按照天道人事运行的大规律,各种事物勾连互动、各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时”。时中蕴势、时中含机,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机便成熟了,就可以变,也必然变,于是就应该动,不动就会错过机会。
“道莫盛于趣时”。那么,如何把握时机?《易经》认为,要想很好地把握时,就要多在“知几”上下功夫。
“知几”是《易经》的神智
“几”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说,就是苗头,兆头,讲的是事物的精微深奥之处。它启示我们,天下的事都有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能在混沌不清的太易之时,或在气之未分的太初之时,或在形之未成的太始之时,或在质之未定的太素之时就辨察,及时发现并研究细微征象,便可能因势利导,逢凶化吉。在混沌不清的太易之时就悟知,则是先知、是神智;在气之未分的太初之时就感知,则是睿智;在形之未成的太始之时就察知,则是慧智;在质之未定的太素之时认知,则是明智;万事已成定局却死而不知,则是无智。
《易经》特别强调“知几”的功夫。《易经》认为天大的坏事都有一个开始,如果你能及早辨察,及时地发现并研究细微的征象,就有可能避免。若“由辩之不早辩之”则结果正好相反。《易经》还认为好事也是这样,关键看你是否能及时早辨察,及时地发现并研究细微的征象,若能,就能够成就大事业,就能够无需着急,万物速成,不用费力,事半功倍。这叫“知几,其神乎”!也就是说,知道了“几”,知道了这个苗头和兆头,就能够达到很“神”的程度。因为“几”是“动之微”,是“吉凶之先见者”,是吉凶最先表现的那个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吉凶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它,而“知几”的人能在吉凶刚刚开始表现的时候,刚刚开始露头的时候,或者吉凶还没有表现出来,而有苗头的时候,就知道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这段话的实质就是要求领导者有把握“知几”的智慧。
“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经》里面的这段话讲的是什么意思?“深”,就是“深奥”,高深而不易理解;“几”,就是苗头、兆头。而“深”与“几”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含着一个“神”,也就是隐秘深奥,变化莫测。所以,需要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地研究。
“研几’就是研究事物的精微之处。研究事物的精微之处就是研究事物的“变通”之兆和“趣时”之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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