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来者需在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缴纳保证金1万元，才能看物估价。一时间，看到广告前来购买者趋之若鹜，许多外国公使也混杂其间。
小朝廷进行的陆陆续续的典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1924年5月与北京盐业银行进行的这次抵押借债。
为了偿还各种债务，并换取日后生活费，小朝廷一次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银元。抵押品中不但有各种玉器、瓷器、古籍，还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宝塔和前文提到的金编钟。其中，16个金编钟作价40万元，其余物品作价40万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次大抵押时说：“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在盐业银行与清皇室内务府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可以看到，借款80万元，利息每百元按月给息1元，借期一年，如到期不能偿还，则以抵押品变售作价抵还本利。
合同下方的签章人是代表清室的郑孝胥、绍英、耆龄和溥仪的老丈人荣源；另一方则是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
当时，北京的官办和外资银行很多，为什么清室会选盐业银行这样一家私营银行来做这笔大买卖呢？
盐业银行本是曾任前清天津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所创。由于盐业是官办垄断性行业。历来的盐官没有不发大财的。据说，一个地方的盐运使，一年可收入10万两银子，超过一个县太爷，何况是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
发了财的张镇芳创办了盐业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盐业银行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称“北四行”，并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北四行”之首。后来，张镇芳由于支持张勋复辟而被捕入狱，只得把盐业银行总经理的位子交出来，做了个挂名的董事长。正是由于这层关系，逊清小朝廷与之则更加亲厚。
另一方面，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与当时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关系也非同一般。岳乾斋本是天津庆善金店的二掌柜，从事的就是金银首饰买进卖出的生意。由此，他结识了许多靠变卖家产过活的八旗子弟。据说，他对落魄的王孙贵族极为同情，有人拿东西来抵押，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所以极有人缘。后来，荣源还与岳乾斋合股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名为荣业房地产公司，名字就取了荣源的“荣”字和盐业银行的“业”字。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由于事出机密，金编钟是怎么运出宫的，没有文字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时，细节才得以披露。
据天津文史专家张仲回忆，1952年他作为工作人员被借调到北京增产节约办公室。一次在审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王绍贤时，王道出实情。
1924年5月的一个夜晚，由“公路局长”刘庆山押着几辆装载着金编钟和众多国宝的汽车，开出了紫禁城神武门，直奔位于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外库而来。银行外库专派保管员邢沛农接收并清点了这批国宝。
密运天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记者在1924年4月15日的《京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清室擅卖古物引起质问》。文中称，国会议员李燮阳、王乃昌等22人，质问北洋政府内务部为何坐视清室盗卖国宝而不管不问，并提出应把故宫中的古物悉数提出保存。
由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故宫中的古物，清室只有使用的权利，不得变卖、抵押。清室卖宝，盐业银行买宝，其实都属违法之举。
此时，清室与盐业银行的交易正在洽谈中，外界听到一些风声但并无实据。几天后，清室内务府登报称，他们正筹备设立“皇室博览馆”，将古物、古籍自行陈列，以供全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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