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陈亦侯有难，李汉元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幸亏，不久以后戴笠就因飞机失事死了，金编钟的事儿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胡宗渊告诉记者，天津光复以后，国民政府曾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凡检举匿金银者，奖给价值的70%，知情不举者罚两倍。这样高额的奖励，对谁都是个诱惑。而曾参与转移金编钟的两名工友杨兰波和徐祥却始终守口如瓶，对外没有泄漏半个字。

    胡宗渊曾听父亲这样说：“如果这两名工友举报，转眼就能变成百万富翁。他们才是真正的好汉。”

    重归故宫

     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拿着登记着国宝的银行清册，来到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数交给了国家。

    由于当时的接收人郭恒久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收到清册后，他是如何上报给国家的。天津史地专家郭凤岐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天津市档案馆看到一份档案中记载着：

     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会同天津分行及盐业京津两行负责人，对这批珍宝进行了检查。出席人员有：人行李春荃，董事长张伯驹、陈亦侯，北京行徐宗泽，北京行工会吴经英，天津行颜师鲁、刘鹤荪、徐绪堃、田灼三、王理中，津行工会李文康、母金章。检查后进行了封存。

    记者在1953年的一份档案中看到，当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北京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包启恒、文化部谢元璐，前北京盐业银行负责人徐宗泽，故宫博物院张景华、金毓鋆等人来到天津，又一次清点了这批古物。据档案中记载，古物包括“黄金编钟及玉器、瓷器等物计大箱拾箱，小箱捌箱，共计拾捌件。”

     9月25日下午，开始办理交接点验手续，28日点验完毕，并于当日夜间，由徐宗泽与谢元璐运赴北京。

    至此，在外漂泊二十九年的金编钟终于重回故宫。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插曲。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正在国内，特别是大城市中展开，旧工商界人士和资本家基本都未能幸免地裹挟其中。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进驻到岳乾斋在西堂子胡同的宅院。

    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岳家子女分家单”，按图索骥发现了千余件故宫流传出来的珍宝，其中高40厘米的白玉雕山水、青玉枕，古月轩小罐等都属于国宝级文物。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西堂子胡同发现了一张金编钟的照片。经过询问，才知道当年还有一批国宝被运到了天津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