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作《苏武牧羊》
李陵碑残存基座
逯钦立在《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谈到苏武、李陵诗的辨伪，引文中有“苏轼《答刘沔书》云：‘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绝非西汉人。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真识者少，从古所痛也。’”并在后文中对此进行了批驳，“且如苏轼，竟谓为齐、梁小儿所作……今此一组别诗，既俱与李陵身世不合，则谓其为李作固非，谓其为齐、梁拟作，抑极可笑，况颜氏之《庭诰》已有称引乎？”颜延之《庭诰》引自《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李陵诗，并且做出怀疑的。而《太平御览》早在宋太宗时期(约公元983年)就已编写成书，苏轼生于1037年，是没有理由看不到其中这一段记载的。既然苏、李诗早在刘宋时期就有人提及，自然不可能是齐梁时人的伪作，苏轼是决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的。
仔细考察《答刘沔都曹书》中的这一段文字，它其实论述了两样东西。一是苏、李的赠别诗，二是李陵的《答苏武书》。关于苏、李诗，苏轼只指出了其中矛盾，认为不可信，而被斥为“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分明是“陵与武书”，并非“苏、李的赠别诗”。况且，逯钦立引文中“决非西汉人”，其余版本皆引作“决非西汉文”，则苏轼认为“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是“文”，而非“诗”。
翻看原文的记载，会发现苏轼辨伪苏、李之作的目的是在于证明“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因此这一小节的重心在于后面“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真识者少，从古所痛也。”刘子玄即唐代的刘知几，他在《史通·杂说》中云：“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显然也是在说“文”。按论诗部分仅到“而有江汉之语”，以下全为对“文”的论析。从文意看，苏轼的确是认为苏、李[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