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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探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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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12 11:49:21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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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与历史学，二者学术目的是一致的、相同的，它们都是研究与人相关的历史的科学。但是二者又有显著的区别，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主要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以人类或与人类相关的物化载体(包括人类生存自然环境)为研究对象，其方法是借助于生物学的类型学与地质学的层位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技术和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解决、研究对象的“时空”问题及物质载体的结构、变化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古代都城遗址考古研究离不开历史文献，但是古代都城遗址考古不能停留于这样的研究层面，上述层面的内涵可以为古代都城研究提供都城时代、地望等基本的时空框架，具体时代、地望的细化与科学确认，需要田野考古的新材料及考古学研究的新方法。比如，先秦时代的夏、商两代都城，历史文献记载各有13座之多，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夏商王朝都城具体在什么地方、其都城形制与文化内涵等均不了解。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揭开了商代都城面纱。但是，当时只是能够认识到商代晚期都城的一些情况，至于“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城历史，还是通过20世纪50—90年代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考古勘探、发掘得以初步确认的。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之前，人们仅能从文献记载上知道一些夏代都城的名字，都城的地望虽有记载，但是说法很多，有的甚至相距颇远。20世纪后半叶田野考古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尤其是新世纪之初，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庙建筑遗址发掘、宫城周围道路网的发现、祭祀区、玉石和青铜作坊区遗址等遗存的究明，使学术界对夏王朝晚期都城的具体地望、时代、形制与文化内涵等有了初步认识。
长期以来，在古代都城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古代都城研究中，以一些简略记载甚或“假设”为基础，进行“推断”，从“假设”再到“假设”，从而得出一些与实际大相径庭的结论。现在一些从事古代都城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考古新资料，但是由于对考古资料理解的不同，往往也造成研究中出现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关于秦咸阳城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咸阳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遗址受到冲决，目前已看不到城址踪迹。”于是提出“秦都咸阳的布局，既然由于遗址的被冲决，无法用考古方法来查明，那么，只有依据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来探索了。根据文献记载，秦惠王灭蜀以后，命令张仪等人修建的成都城，是按照咸阳国都的格局建筑的，因此我们弄清楚成都故城的形制，就可以用来推断咸阳的布局了。”(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其实秦都咸阳遗址的考古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开展，70年代至80年代又对秦咸阳宫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宫殿建筑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勘探、试掘，确认了咸阳宫宫城城墙，出土大量战国时代晚期和秦代的龙纹空心砖、动物纹与云纹瓦当建筑材料、壁画残块等遗物，在秦咸阳城西南部又发现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秦诏版”等，在都城遗址以西发掘了3处规模很大的秦墓区。对于这些田野考古资料不去研究，而是以《华阳国志》记载成都“与咸阳同制”，又据同书关于记载的成都城形制，进而得出咸阳城“西城连接东郭”的结论。我认为这样的论证不够严谨，如果能够以秦咸阳城遗址多年来的大量考古发现资料为基础，开展对秦咸阳城遗址研究，其结论的科学性可能会更好一些。
古代都城考古与古代都城研究的深化、细化
古代都城考古使古代都城历史研究内涵更为深化、细化，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相继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古代都城考古，已经成为决定这些“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十分重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的设计，实际上是围绕着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开展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国家就有都城，王朝的更替与都城的兴建一般多为基本“同步”。因此，通过考古学确认最早的商王朝都城遗址与最晚的夏王朝都城遗址，通过碳十四测年技术及其相关研究就可以探索夏商之间的“大约”年代分界。同样，通过考古学确认最早的西周王朝都城遗址与最晚的商王朝都城遗址，通过碳十四技术、结合青铜器铭文及相关古代天文资料，就可以探索商周之间的年代分界及西周诸王的“大约”编年。这些学术研究工作，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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