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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探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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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12 11:49:21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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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古代都城、都邑是作为政治性物化载体而存在的，因此古代都城研究中涉及的“大城”(或称“外城”、“郭城”)与“小城”(或称“内城”、“宫城”)、“郭城”、“内城”与“宫城”问题，“聚”、“邑”、“都”等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政治”的集中体现，这些不同“类型”的古代“社会单元”，应该是不同社会形态的产物。就中国古代都城来看，一般来说，“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宫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内城”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当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载体，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变化，存在着“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滞后于社会政治变化。如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重大变化时期，但是秦汉帝国都城中的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等还保留着“王国”时代的“双城制”都城形制，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表明，从“双城制”变为“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古代都城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国家形态改变了，在都城布局形制上必然会有明显的物质文化反映，除了“单城制”、“双城制”与“三城制”外，其重要的“先期”反映，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宫殿与宗庙的布局形制变化上。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出现，从“邦国”、“王国”到“帝国”，它们集中体现在“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方面。“地缘政治”出现与“文明起源与形成”、“国家出现”可能是同步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从“邦国”、“王国”到“帝国”时代是始终“共存”的两支主要社会“政治势力”，但是二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变化说明，“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相比较，前者越来越强，后者越来越弱。宫殿与宗庙在古代都城中的布局形制变化，可以再现这种变化的历史。“宫殿”与“宗庙”在都城布局上处于“并列”、“共存”于“宫城”之中，应是“王国”时代的重要标示。当“宫殿”与“宗庙”不再是二者“并列”于“宫城”之中，而是“宫殿”中的“大朝正殿”在宫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时候，“宗庙”被“移出”宫城之外(或都城之外)，这时的“国家”已经是“皇权”(战国时代晚期的个别“王权”)至上的时代，也就是标示着“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到来。
偃师二里头宫城遗址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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