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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探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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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12 11:49:21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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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依靠传统历史文献研究，是无法完成的。当然，有必要指出，在历史编年学(主要指秦汉时代及先秦时代)问题上，考古学也有其局限性，从科学界定方面可以说，考古学及以考古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探索历史编年学方面的应用，也只能解决“相对年代”问题。
文明形成、国家出现、都城兴建三者之间密切相关。古代早期都城遗址考古成为研究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这一学术课题的重要切入点。传统历史文献只能提供给人们一个早期古代都城的“朦胧时空”框架，真正使其得到科学的认知，必须通过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比如，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自然夏王朝的都城就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上最早的都城。就考古学而言，夏王朝的都城遗址是夏王朝作为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最为集中的物化载体。而确认、解决夏王朝的都城遗址问题，只能通过考古学。田野考古实践证明：历史文献记载为寻找夏代都城提供了大体范围，这样的信息不可能确定都城遗址的具体地望，更不能解决其存在时代、空间形制、文化内涵等问题，只有通过对其作都城遗址遗迹、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通过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才能使古代都城所涉及的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研究更具科学性。作为夏代都城遗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半个多世纪考古发现与研究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通过考古工作，究明了这座遗址的基本内容：发现了距今约3750年—3520年的众多大型宫庙建筑遗址及其外围的宫城遗迹、大面积的祭祀区、高规格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官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与玉石礼器等，从而确认了其都城遗址性质，佐证了作为国家的夏王朝历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夏代都城遗址为支撑点向上追溯“古代文明起源”，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的大型城址及城墙、宫殿建筑遗址区、祭祀遗址区、“观天授时”遗址、大型仓储遗址区、官手工业作坊遗址区、大型高等级墓葬等，出土了写有文字的陶片、龙纹陶盘、玉石礼器、陶礼器、木礼器、铜器与青铜器等遗物。这些考古发现可能意味着陶寺城址已经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从以上“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个重大课题的实施中可以看出，古代都城考古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古代都城遗址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由于古代都城相对于历史时期的各种物质文化遗存，保存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更重要、更“直观”的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等信息，所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龙头”课题。
从国家“缩影”、政治“中枢”与“平台”的古代都城考古解析古代社会历史
传统的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主要是对古代都城地望的考证、都城布局形制的表象“描述”，长期以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也是走的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当古代都城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古代都城考古需要向更深层面探索历史发展深度与广度，从而把古代都城作为国家历史缩影、政治中枢与政治平台去研究，探讨所谓“国之大事”。
通过古代都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都城考古学的应用，使我们在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能够了解到更为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如：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可以通过“宗庙”与“宫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消彼长。又如：被学术界一般认为属于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之中，其中的一号与二号宫庙建筑遗址位于宫城西部与东部，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属于宫殿和宗庙建筑遗址。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宫城遗址之中，大型建筑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东部的四号建筑遗址和西部的南北排列的建筑遗址，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分别为宫城之中的宗庙与宫殿建筑遗址。进入“帝国”时代，西汉王朝都城的宗庙遗址，经过考古发现则在都城之外的“南郊”。它们已经从先秦时代——“王国时代”的宫殿、宗庙同时位于都城的宫城之内，变为宗庙“移出”宫城之外，形成“大朝正殿”的“独尊”地位。上述宗庙与宫殿在都城的位置变化，反映了代表血缘政治的宗庙与地缘政治的宫殿社会政治地位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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