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北京媒体刊发了一则消息：“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特展遇冷，观众最多的一天，仅为1200人。”在这条不会有多少人关注的消息中，我注意到策展方的良苦用心，为了吸引多层面的观众，他们还精选了与利玛窦毫无关系的拉斐尔、提香等人的70幅画作前来助威，但特展还是“遇冷”了。

    其实，利玛窦在“遇冷”，已经400年了。有多少人会记得，2010年是利玛窦在北京逝世400周年？

    第一位葬在京城的外国传教士

    万历朝是史家特别偏爱的，总有些看似不经意的事情，却影响了未来。

     1610年5月11日，在中国生活了28年的利玛窦，病逝于他住了10年仍没住够的北京。虽然，元朝对死在天朝的外国教士葬于中国没有什么限制。我们在泉州仍能见到那片巨大的夷域教徒的墓地。但明朝则规定客死天朝的外国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所以利玛窦是否葬于北京就成了一个事关大体的事件。

    什么事总要有个开头，如果教士可以葬在京城，则证明他们在大明也是一种合法的存在。于是，庞迪我神父壮着胆子上呈奏疏：“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虽然，朝廷中有人坚决反对洋教士葬在京城，但万历皇帝还是照准。利玛窦因此成为第一位葬在京城的外国传教士。对于我等则有了400年后，在京城“拜见”利玛窦的机会。

    这个当年大隐隐于郊的墓园，曾叫腾公栅栏，原是一个杨姓太监的私地，后被皇家收归国有。万历皇帝赐此地安葬利玛窦，使洋教会在京有了一份法定的产业，栅栏官地也由此改为栅栏墓地。如今这个墓园已是大隐隐于市了，墓园被圈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院，分为大小两园，两园皆有一人高的围墙圈着。

    小墓园前有一个石塔座、一个石牌楼和一个没有神兽的小神道，加上墓园的小铁门，呈现出“三进”的格局与气派。铁栅栏门锁着，据说，只有官方的参观或外宾来访，才会打开。隔着铁栅栏，我勉强辨认出那通高大墓碑上的两行字迹：“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番邦朝贡不绝于京师，天朝曾下令：凡纳贡送礼的，送完礼，皆“送客”，不许滞留京城。以献礼为名进入京城的利玛窦，当年是怎么滞留下来的呢？据说，利玛窦献给万历皇上的两座自鸣钟，过了24小时之后就停了。太后说，洋人怎么送个坏钟来？于是，特准利玛窦在北京长期居住，向太监传授修钟表和弹西洋琴的技术。后来，大明政府还每隔4个月给利玛窦等洋教士发一次津贴。

    不过，这个传说只说对了一面。利玛窦不仅给皇上送来了时间——自鸣钟、日晷、沙漏等；同时，他还为皇帝献上了空间——奥特里乌斯的《世界概观》地图集和《坤舆万国全图》——全新的空间概念。恰是利玛窦对新时空关系的科学演绎，使他很快成了皇宫和传统士人中最受欢迎的洋教士。因而，他的葬礼亦是由大明科学家徐光启亲自主持。

    相信400年前的那个秋日，徐光启一定会用上海话在好友利玛窦墓前，宣读他在大明传播泰西文化的伟大业绩：利玛窦除了与吾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外，还译介了《同文算指》、《测量法义》、《浑盖通宪图说》等格物巨著。此外，他还前无古人地编出了《西字奇迹》(今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它开创了汉语拼音化之先河)，译介了泰西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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