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对农民起义军如何评价，有一个事实哪个人也不能否认：农民不是因为好战斗狠才起义的，我们中国，低眉顺眼的人特别多，农民尤其如此。试看历史上那些成事与未成事的起义者，无不是一忍再忍，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扯起大旗，根本不是想弄个皇帝当当。

    天下统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欢把老百姓想像成特别愚鲁蠢笨的人，以为老百姓识不破他们的任何花招。换句话说，他们往往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老百姓，总以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远矣，小民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于是为所欲为，视百姓如无物，以为草民不过尔尔，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驱使任意欺瞒。元朝后期出现一个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说是统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侈腐败，贪得无厌，内部倾轧争权。25年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甯宗、元顺帝共八个皇帝。到了后来，吏治更加腐败，本来早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后来竟发展到贪官污吏“问人讨钱，各有名目”。

    从泰定元年(1324年)起，有关天灾的记载史不绝书。人食人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买卖”，以防止“妨农滋盗”，禁止汉人、南人拿弓箭及军器。在严密的箝束和酷烈的寨剥之下，百姓苦不堪言。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剩下的只有起义造反一条路了。朱元璋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军的。

    有人以为元末农民起义的首要原因，是当时政府处理金融危机和治理黄河水患的失败。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想以此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却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在元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金融改革的失败，使元政府的合法性再次成为思考对象。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是治河工程，这个工程动用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本身虽然收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但红巾军的起义也从此成为现实。

    表面看，金融改革和治河工程是引发起义的重大因素，但从根本处来讲，实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过是一个契机，即使没有它们，也一样会有这样那样的起义。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追忆说，他父子备尝农业艰辛，朝夕劳作，至正四年(1344年)天灾流行，父、母、长兄相继死亡，仲兄与他无力殡葬亲人。人生苦况如此，社会怎么能稳定？

    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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