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失律之故”，但即使如此，太宗以为这仅仅是济尔哈朗的偶然失误罢了，“著免议”。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太宗如此厚待，济尔哈朗自是肝脑涂地以报。松锦大战中，济尔哈朗挖深壕，筑垛口，严密封锁围困锦州城，使守卫外城之蒙古将领诺木齐等无望之下归降而与祖大寿军激战，济尔哈朗与阿济格、多铎等闻讯支援，里应外合拿下了锦州外城。此后，其于松山一带成功阻击了洪承畴欲冲入锦州增援之兵6万人，终使祖大寿归降。后，又与多尔衮联手，克塔山、杏山两城，松锦大战以大清国取得全胜而告终。论功行赏时，济尔哈朗以功勋卓著列于将帅之首而独领风骚。只是好景难常占，崇德八年(1643)太宗的猝然离世，使得这位于太宗朝17年未曾有过责罚记录的郑亲王今非昔比，不仅沦落到尸位素餐之境地，而且还被降为郡王。
其时，由于太宗生前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故其身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继统之争。面对两黄旗之“父死子继”与两白旗之“兄终弟及”两大阵营的对垒，毫无竞争资格的济尔哈朗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作为皇位候选人的豪格更是派手下的何洛会、扬善两人去见济尔哈朗，明确告知两黄旗欲立其为嗣。作为济尔哈朗，其个人意愿是倾向于豪格的，但依其一向谨慎的处事作风，济尔哈朗在表示无异议后，又补充说不知多尔衮的意见如何。言下之意，此事还有待商议，为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在议定皇嗣的诸王会议上，当两黄旗大臣直截了当地提出立皇子时，礼亲王代善的态度是豪格作为太宗的长子“当承大统”，济尔哈朗随即表示附和，但遭到阿济格和多铎的极力反对。而豪格退出会场的不智之举，使天平倾向于多尔衮，两黄旗大臣遂佩剑而前表示誓死要立皇子，睿智的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决定立福临为帝，而自己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济尔哈朗之所以被多尔衮视为不可或缺，是因为太宗生前最器重济尔哈朗，而且在排序上，济尔哈朗从来都是位列多尔衮之前，如多尔衮只提其一人辅政，不仅有僭越之嫌，而且两黄旗大臣也不会答应。何况济尔哈朗此前与多尔衮等并无矛盾，而且依济尔哈朗以往的行事作风，其敢于和多尔衮针锋相对的可能性极小。基于此，济尔哈朗才被多尔衮提名为第一辅政王。
果然，事实证明济尔哈朗确实不是多尔衮的对手，其不过是头顶着辅政王的光环尸位素餐罢了。这不仅是因为济尔哈朗处事谨小慎微所致，因为论实力，名列于前的济尔哈朗根本就无法与多尔衮抗衡，其除了手中原有的镶蓝旗外一无所有。世祖福临称帝后，心怀怨愤的豪格已与两黄旗大臣势不两立，两黄旗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而两红旗因代善年老，岳托、萨哈廉等又早逝，此时并无杰出人物领旗，只有多尔衮执两白旗而大权在握。是故顺治元年(1644)正月，颇有自知之明的济尔哈朗主动示弱，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员说，今后凡事需请示两位摄政王的，一定要先请示睿亲王多尔衮，需要记录在案写名字时，也要先写多尔衮，而在座次、排班和行礼仪注上都要如是办理，即济尔哈朗把第一摄政王的位置拱手让给了多尔衮而甘愿位居其次。济尔哈朗明哲保身的举动能免其重蹈父兄的覆辙吗？
韬光养晦，再起东山
前文说过，济尔哈朗性情稳重，做事审慎，故凡遇太宗亲征，其总是被留下守卫都城。而这一定式却为聪明的多尔衮所利用，当其统兵入关并一举进驻北京立下清开国首功之时，济尔哈朗即以留守盛京的形式，在大清国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中无寸功可论，地位一落千丈的济尔哈朗再无法与多尔衮比肩。
顺治元年(1644)十月，迁都入关的世祖于紫禁城内重行登基大典之时，多尔衮受封叔父摄政王，赏金万两，银10万两，缎万匹；而济尔哈朗则为“信义辅政叔王”，赏金千两，银万两，缎千匹，差距悬殊到只为多尔衮的十分之一。
中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摄政”与“辅政”一字之差，导致了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之间的天壤之别。因为摄政是代君主处理国政，而辅政只是辅助皇上而已，这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俸禄上，多尔衮为3万两，而济尔哈朗是其一半即15000两；冠服宫室仪制上，为多尔衮单设与皇帝非常接近的仪制，而济尔哈朗则与诸亲王毫无区别；在护卫人数上，多尔衮为30员，其中一二三等侍从各10员，而济尔哈朗为23员，其中一二等各7员，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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