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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之侄和硕颖亲王萨哈廉(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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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混淆，即使是忠臣良将，也会各自顾念其身家而不肯专心勤于政务了。同时，直陈太宗用人之弊，即所设八大臣中有不谙国事者，亦有只知奉承汗意者，恳请太宗“体察”“洞鉴”。关于司法，萨哈廉认为执法“贵乎忠直而明决”，建议太宗精兵简政，只设“听断”之贝勒1人、大臣1人及审事官4人“专任其事”，除了死罪、籍没以外，“俱委令断决”。对于军事管理，萨哈廉建议逢大规模之征伐战役，如果汗“亲在行间，诸臣自悉遵方略”，但如果另有派遣，宜选一贤能者为主帅，“给以符节，升以事权”，一切机务皆听总理，并限定自某品官以下有阻碍军令者，主帅可处以军法从事。对于采取此军事立法的原因，萨哈廉直言不讳地指出，后金国之八旗及两大贝勒(即代善与莽古尔泰)如没有汗的当面谕训，则“势难统御”，“我国虽一，而旗则分”，汗不可不察。萨哈廉之言真是说到了太宗的心坎上，故太宗欣然采纳其建议，特别是在军事管理上，兵权平时归上承汗意，总理各旗之兵部，凡出征则重新授予主帅以军衔印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对于突破八旗旗际之间之畛域，使军权握于汗一人之手而无他人掣肘之虞，萨哈廉立下了无人能及之功。
天聪五年(1631)七月，太宗设六部，才华出众的萨哈廉奉命掌礼部，负责后金国之典章制度与外交往来事宜。他不仅起草更定了后金国的一系列典章制度，而且还发挥其语言特长，或前往蒙古诸部宣示后金国之诸项法律礼仪，或处理国内汉官纠纷等，出力颇多。天聪九年(1635)，萨哈廉随多尔衮等招抚察哈尔林丹汗之嫡子额哲并获元传国玉玺归来后，即与诸贝勒大臣一道反复力劝太宗上尊号，即皇帝位，但太宗却以大业未成，受尊号恐上天降罪为由而固辞。又是萨哈廉看出了端倪，派希福、刚林等启奏说，汗不受尊号，臣日夜惶恐，思之原因，过失全在臣等，是臣等不修身养性，不为汗王尽忠信，行仁义，以致汗拒绝上尊号，如莽古尔泰、德格类等即曾犯上作乱。为此，臣等将立誓为证，恪尽臣道，竭忠辅国，请汗接受上天赐与的尊号。太宗闻奏称善，说萨哈廉“实获我心”。于是，在萨哈廉的主持下，以代善为首的诸贝勒各自立誓，跪焚誓词，均表示诚心拥戴——太宗称帝的条件成熟了。
崇德元年(1636)四月，太宗改国号为“大清”，称“宽温仁圣皇帝”，但隆重的庆典仪式上却不见了萨哈廉的身影……
意欲凌风举，无奈天公不作美
从前文可知，萨哈廉作为太宗最亲近之子侄，对太宗绝对是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其实，就在萨哈廉点破太宗心事而带领众贝勒盟誓诚心拥戴太宗上皇帝尊号时，其已然患病在身，但为了完成太宗“抚有疆域，得膺大统”之心愿而强撑病体，勉力为之。关于这一点，太宗是知道的。当所有贝勒大臣的誓词拿到太宗跟前时，太宗即说“萨哈廉誓词暂存之，待其病愈，然后立誓可也”。因为依满族习俗，立誓需要说一些极端咒语，太宗唯恐对病中的萨哈廉不利，故表示出怜惜之意。史料中，关于太宗与萨哈廉叔侄间交往与感情深厚的事例很多。
天聪五年(1631)的正月里，大贝勒代善遣萨哈廉向太宗进献了两匹良马。太宗亲自看视了所献之马后，遣人对萨哈廉说，兄长“以诚敬之心来献”，论情理我不能推却，但收下是收下，请你暂时牵回代养，等我“欲乘时则乘之”。聪敏的萨哈廉则回奏说，父亲得此良马后，认为汗才配拥有，所以才急令我来献“可充御厩”，现在汗命令将此马“养于臣家”，臣担心自家没有好饲料，“奈何？”一席话把太宗说乐了，于是，“纳其一”，并赐萨哈廉“绞金佩刀一口”。
太宗最器重萨哈廉，但爱之切亦责之深，用“多情却似总无情”这句话来形容这对叔侄间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萨哈廉既忠心，又有才，其本人犯错是极少的，但萨哈廉也是代善之爱子，所以当代善有错时，太宗无法直斥其兄，是故每每都会指责萨哈廉，称其未尽进谏规劝之责，所以萨哈廉生前时常要为父亲罪，心理上不堪重负，也许这就是萨哈廉得病而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
萨哈廉受父牵累最大的案子，就是其父代善争娶察哈尔林丹汗的苏泰太后未果，遂与心怀谋逆的莽古济(太祖第三女)格格打得火热而共同“怨望”太宗。太宗闻讯，遣人质问萨哈廉，说你父代善“自率本旗人任意行止，又将怨朕之哈达公主邀至营中设宴馈物”，萨哈廉你身掌礼部，“尔父妄行”，你为何知情却无一言谏阻？并因此怒闭大清门而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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