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谓：“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此说并非无据，而是大致反映了两位君主不同的吏治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官场风习。康熙大力表彰清官，有清一代负有名望的清官廉吏多出于此时；雍正改兴廉为养廉，片面倚重惩防措施，虽收一时之效，却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甚至屡兴大狱，采取剥皮实草的酷烈手段，亦未能根治腐败。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政尚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若“廉耻之道已亏，岂能修举职业、克副任使”？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当江宁按察使张伯行随督抚大员入见时，康熙即兴说：“到江南，即知尔为清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主，否则笑朕不知人。”(《清圣祖实录》卷220)这场景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其选求清官的诚意。

    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意保护，甚至加以特殊眷顾。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曾说：“清官不累民，……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康熙还特意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如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联赐其后人。当时有官员上奏禁止百姓为清官树立德政碑，康熙不以为然。他说：“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优，纵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迹昭著，虽强令立碑，后必毁坏。”他认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对清官的鼓舞和回报，“尔等做官以清廉为第一。做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康熙御制文集》3集卷6、卷3)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其时有卓异操守品望者不少：张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钱”，并严禁属员馈送；名臣于成龙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陈瑸官至巡抚，平时却不舍得吃肉，“其清苦为人情所万不能堪”，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当时以清廉著称的还有张鹏翮、施世纶、蔡世远、陈鹏年、郭琇、彭鹏等。当然，康熙朝清官众多，而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时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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