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早就提出要超越“五四”，但历史似乎举步维艰，並没有前进多远。读张先生《论儒家政治伦理妨碍现代民主法制建设》(《中华读书报》2010.3.24)一文，好像又回到了“五四”。文章是针对方朝晖先生的观点的，给人的印象，双方都好像仍还是“五四”时的思维方式：一方基本肯定，一方基本否定。今天，需要的是以“启蒙”批判儒学，又以儒学接轨启蒙，在批判和接轨中焕发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发展出新的儒学。这样才是超越“五四”。

    历史上真正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大贡献的思想学说，一定有其真正永恒的思想活力。基督教、佛教、古希腊和儒家、道家思想都是如此。一方面它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一方面它又必定含有超越其局限的更深层的文化生命精神，它是两方面的矛盾统一体，只看到一面就会产生错误的看法。

    如同苏格拉底一样，人性和“人”是孔子思想的中心。一个知书达礼、“不语怪力乱神”、有道德、有理想、崇尚知识、带着艺术、诗意的感性光辉的“人”和人的生活被确立起来，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自已独特的基础和方向。政治上，儒学是反法家国家主义的，认为人不是“国家”的工具，不是牛马，不是仅供统治和榨取奴役的对象。“天地之性人为贵。”道徳、礼乐、文化是人的本质。发展与完善这一本质是为政的最大目标。这在精神上是与近代自由主义而非专制主义、强权主义相通的。它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得到了“士阶层”的倾心拥护，得到了一切要使人成为人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回应。观察儒学，这是我们应站立的基本点。这个基本点不是可以肢解为互不相联的部分，如道德伦理是好的，政治伦理是坏的，等等。道德上，儒学极重视士阶层人格的培养：要求强毅奋发，反对“乡愿”,反对鄙污、虚伪，反对献媚讨好，“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些，就是文天祥所谓“正气”，鲁迅所谓“中国的脊梁”。它和政治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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