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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和王权主义问题(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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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14 11:10:57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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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王权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也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使之在中国一直是依附性的力量，不能独立。农民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不反皇权。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可能存在有任何制约王权的社会力量，因而思想家也不可能设计出制约王权的制度并加以实行。儒家不能，法家等也是不能的。墨子反儒，却主张尚同，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老子讲“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连庄子也认为“君臣父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要求儒学制约王权或反对王权，并以此对之进行评价，是非历史主义的。
王权既不是建立在“性善论”上，也非建立在性恶论上。孔子并非性善论。“民之于仁，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也，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深感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荀子讲人性恶，政权的出现是为了建立秩序，防止争夺。汉儒、唐儒讲性三品。朱熹讲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千五百年之间，天地如架漏过时，人心如牵补度日。”王权的腐败、专横、暴虐一直是儒学抨击的对象。在中囯，大一统中央专制集权的皇权，法家参与和指导了它的缔造(商鞅变法、耕战政策、法术势学说等)，儒家是接受者与维护者，尽力所作的是为它提供仁政的为政指导思想，把法家的工具主义、严刑峻法转到教育、文化、礼乐和重视人的生命、福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积极的。这不是以“应然”为前提的主观，不是沙滩楼阁，而是切实努力的“改良”。没有儒学的转化和教育，中国的“王权”更不知会成为什么样子？恐怕更会是军阀、流氓、土匪和愚昧当政，如同唐末五代，社会更不成其为社会了。
王权在西欧促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出现。秦汉皇权也结束了封建诸侯的战争和割据。西汉知识分子以及柳宗元、王夫之都称赞为“天假其私以行天下之大公。”(指郡县制、科举制、治权向士阶层开放)修万里长城、开运河、兴水利、办学校、消除匈奴侵扰、保卫中原文化、华夏文明、促进民族文化融合，也是在皇权下完成的。评价王权，要看到王权的两重性。在南北朝，在金、元——蒙古人、清人，使其融入华夏共同文明上，儒学起了重大的作用。
明末和近代出现了可取代秦汉皇权的新历史条件。这时，黄宗羲写了《明夷代访录》(血泪控诉专制、家天下，希望以东林党式的乡绅、学校结社制约皇权)，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谭嗣同写了《仁学》，魏源写了《海国图志》，盛赞他粗粗了解的美囯总统选举制。这是儒学之内真精神在新时代条件下开出的新思。认为儒学只会顽固地坚持等级尊卑、封建保皇，是片面的、表面的。
孔子人称是“圣之时者”。今天宣讲儒学，无疑应把孔子人道、人文主义的为政理想、伦理道徳、家庭价值与个性解放、人格尊严及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思想相结合，发展为时代的新儒学、新仁学。《易传》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和谐)”，而人心自古以来就是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个人解放和权利的。奴隶制被推翻了，因为它完全不给老百姓以权利和自由，人只是牛马、工具。封建宗法制也被消灭了，因为它虽比奴隶制好些，但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完全由氏族贵族垄断。秦汉的郡县制、宰相制、贤良荐举制、科举考试制、精英政治及自耕农和工商私营，给了人们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年。但它也被推翻了。孔子在春秋战国之交，“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礼下庶人”，实际是站在打破氏族贵族垄断文化、政治、经济，要求向“士”开放权力的时代潮流前面的，是站在争自由、权力的历史一边的。黄宗羲等近代之真儒学亦是如此。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和国际化进程已使人从农村、家庭宗族的保护下脱离出来，成为个体、自由劳动者，进入公司、企业等契约、法权关系的网络中，如果讲儒学，仍只讲“三纲五常”、伦理、义务本位、贤能精英统治、为民作主，那当然会成为民主、法治的阻力，但这也不是真精神的儒学了。
超越“五四”，既要和新的价值观念接轨，同时又要保持孔子儒学之人学的内核和传统，这是复杂的历史进程，但却是可能而应该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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