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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与心灵主宰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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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19 11:01:20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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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俗语所云的“主心骨”。“吾心有主”的“主”，儒家多数学者认为是通过个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的修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道德理念。但是，也有少数儒家学者认为除了道德理念外，还应包括“法度”观念。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依据“性伪之分”的原则，主张：“今人之性恶，必将得师法而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驯服教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即认为人性虽恶，但通过“起礼义、制法度”方法，可以变恶为善，使人之性情“合于道者也”。董仲舒在荀子思想基础上，依据他的“性仁情贪”的人性论，明确指出：圣人必须“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即使每个人通过“明教化”和“正法度”方法，在心灵中构建起抵御各种“外物”诱惑的两道防线，坚持“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方可使自己成为具有道德品格、遵纪守法的高尚的人。这就是“吾心有主”命题的基本内涵。
二、“义以为上”命题的涵义
儒家所谓“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命题，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义利兼顾”。荀子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二是“义以为上”。不管是荀子还是董仲舒，虽然都主张“义利两有”和“性仁情贪”，但是他们认为二者不是半斤八两，始终坚守儒家的“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那么，儒家是如何恪守“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呢？我们以金、元之际大儒许衡为例说明之。
首先，在获取物质钱财上，许衡始终坚持孔子的“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或者“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做人原则。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处于富贵之位)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倘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不义”手段取得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如浮云”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
许衡做官二十余年，从不收不义之礼物。据《国学事迹》载：他在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太学时，“岁时诸伴读以酒礼至先生家，先生辞曰：‘所以奏取诸生者，盖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非为供备我也。官守所当得者，俸禄也。俸禄之外，复於诸生有取焉，欲师严道尊，难矣！’”可谓一身清廉。
其次，许衡的义利观，不只限于取利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如何使用钱财上。当人取得丰厚财富之后，应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财富呢？是花天酒地满足自己及其家人的私欲，还是将它回馈社会、造福全人类呢？孔子在《论语》中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要求君子应广泛地仁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要求对民众广泛地乐善好施，使民众都能得到恩惠。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聘他的学生原宪做管家，给他禄米九百斗。原宪推辞不肯收。于是孔子根据“君子周急(急难)不继富”的原则，告诉他说：“如果你用不着，就把它拿出去送给你急需的邻舍或同乡的人吧！”(《论语·雍也》)孔子有个朋友，病死后，无人料理丧事，他就说：“由我来料理丧葬吧。”(《论语·乡党》)《礼记·檀弓下》篇记载：孔子有个老朋友名叫原壤，他的母亲去世后，因家贫，孔子便资助他一副棺材，使其母入土为安。这些都说明，孔子不但提倡“乐善好施”，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许衡根据孔子“乐善好施”的思想，始终坚持“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做人原则。在大雪天的日子里，有一位学生冒着暴风大雪前来求教。许衡见他冻得发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给他穿，关切地问道：“为何只穿单衣出门？”对曰：“母亲患重病，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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