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矛头，直接指向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在曹丕夺权伊始，稳定了世家大族，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由于这一制度在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按照门第高低选才擢官，保护的只是“既得利益者”，终于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荒唐局面。这种带有世袭性质的选官制度，其潜台词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就是“王侯将相，当然有种”，就是“英雄必须问出处”等等，这样的制度，说穿了就是“种族歧视”的变种，就是后来的“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滥觞！这一制度犹如一张巨大的井盖，把庶族寒门的人才统统盖在逼仄黑暗的空间里，让他们尝尽怀才不遇、有志难伸之苦！故清代大儒王夫之说：“魏从陈群之议，置州郡中正，以九品进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于选举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与于中正之品藻者鲜也，非华族弗与延誉也。故晋宋以后，虽有英才勤劳于国，而非华族之有名者，谓之寒人，不得与于荐绅之选。其与公天爵于天下，而奖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读通鉴论》）。”

　　咏史诗肇始于班固，而大成于左思，后者把咏史与咏怀“勾兑”在一起，使这一题材境界大开，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一体。钟嵘论五言诗，将左思置于“上品”，称其“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诗品》），又引谢灵运评语云：“左太冲、潘安仁诗，古今难比。”王夫之也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选评》）？”显然是把左思的诗，当作“建安风骨”的隔代回响。这首咏史诗共十二句，没有一句闲笔，没有一句无力，既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又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语），情文并茂，思艺俱佳，这在古诗中并不多见，体现了诗人杰出的创作才能。

　　出身寒门的左思，也是我最喜欢的西晋诗人。尽管他相貌丑陋，言讷口吃，才华和风骨却是当世一流，首屈一指。他历时十年写成的《三都赋》甫一问世，便闹得“洛阳纸贵”，连起初瞧他不起的陆机都叹为观止。他的八首《咏史诗》，犹如八道闪电，照亮了追求精丽华美、善于“巧构形似之言”的西晋诗坛，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男性热力的“不平之鸣”。而左思声嘶力竭地喊出的那些诗句，诸如“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等等，归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遗传基因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让“出身论”和“血统论”的枷锁桎梏，统统见鬼去吧！

　　不禁想起几十年前，中国大地上流传的那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那个时候，“出身”有个十分怪异的代称，叫“家庭成分”，似乎人类是可以根据化学方法进行阶级分类和政治解析的特殊物种。于是就有“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之分。根据是什么呢？也不过就是“出身”和“血统”，就是“你从哪里来”。如果从“地富反坏右”那里来，你当然只能是“地富反坏右”，生下来就已经“盖棺论定”，且永世不得翻身！比起“九品中正制”，这种打着革命的旗号诛连九族的勾当，造成的灾难更其严峻。左思的痛苦尚且在于无法通过仕进之路施展抱负，可“黑五类”的痛苦在于不仅不能政治上谋发展，甚至被取消了人格，人权，人籍，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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